最近，有关科研基金分配是否合理的争论在科技界升温。笔者与几位学者交流，大家都认为事情与科研文化环境有关。 科研基金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否把钱分配给了合适的人或团队，这类争论无论中外从未间断。有效的验证是投入产出比，是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近年来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增长之快“超过了学者的预期”，这本是大好事，但是成果的产出、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要跟上来。影响科技发展的问题，如经费分配不合理、拿钱多的人成果反不如拿钱少的人等问题要引起重视，要尽快找出症结，对症下药。 科研基金分配不公的问题涉及科研文化，比如有违院士制度、人才奖励制度初衷的种种现象。中科院、工程院的院士制度都规定，院士资格是一种终身荣誉，职责是给国家的科技发展提供咨询，反对给予院士特权、特殊待遇与过多兼职。但是在现实中，政府、科研单位、学术组织都不自觉地把院士奉为神明、天然的首席科学家和项目审批的权威，甚至团体利益的代表。作为终身荣誉享有者，很多老院士早已脱离科研一线，对于本领域世界前沿已不敏感，但仍然在科研基金分配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那些仍在一线参与科研工作的院士，则直接参与分配方案的制定，难免有违公平。推举“长江学者”、选拔科技“杰出青年”的初衷是要遴选出一些优秀青年学者，通过提高其待遇以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但到了后来，这些荣誉、资格的含义被无限放大，获得者成为学科带头人、学术组织成员、提拔对象的不二人选，资源、机会、各种兼职接踵而来。这种造神、追星的风气，在科技界的表现就是把荣誉和权力、利益绑在一起，尤其是把荣誉、名气与评价、资源分配相联系，有院士、长江学者、“杰青”加盟就加分，在决策、评价、获取资源等方面就能优先。这不但使优秀学者陷入矛盾的中心，还出现了院所、学校出面动用公共资源为本单位人员争荣誉、“包装上市”的现象，这些都是与科学精神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 要改变这种文化，首先要改变观念，其次是制度调整。道理很简单，因为荣誉是对已做出业绩的肯定，并不代表将来，甚至不代表现在。有“海归”学者介绍，美国某著名大学对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待遇仅仅是提供一个免费车位。我们必须把过多的权力与荣誉切割开，重申荣誉意味着责任与奉献。再有就是多搞一些单项评优，学问好就是学问好，业绩佳就是业绩佳，减少那些全才型、全能型、楷模式的评比，使评比奖励回归见贤思齐的本义，摒弃、禁绝争名夺利的恶俗风气。涉及能力、业绩的评价，科技研发资源的配置，要采取同行评议的方法，尤其是公开透明，利用网络集思广益。 一位名大学的教授提出，培育崭新的科研文化要从教育开始。大学教育要突出培养未来合格科技专家的责任。在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当中要提倡独立思考，敢于向导师甚至领导、权威提出质疑。凡涉及学术的讨论，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有志于科技事业先要确立科学精神，忠于真理，讲求诚信，乐于奉献。这样坚持下去，科技事业的发展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陈宝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