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穷，诗歌之厄

冬雨

已经是去年的事了。报载诗人汪国真开火锅店大赔、出诗集难销，以至于贫窭不能自给，只好卖字讨生活了。汪听说后大怒，于是诉之于官，总算挽回了名誉，并得到精神抚慰金2万元。
汪的诗风行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还处于喜欢做梦的年纪的男男女女，书包里或枕头下一定放着本他的诗集，寄贺卡时也常以他的诗句作为祝辞，现在这些人都进入或即将进入中年了，有的人的孩子恐怕也已经会打酱油了，那些清新、柔美的短章自然就像五颜六色的梦一样幻灭，而在“新新人类”的梦里，是不会有它们存在的空间的。
' L) g% h, s; W( p5 X但他的诗已发行了1000多万册，他挣到的版税应该有数百万吧。何况他的法书也值钱；何况他还会作曲，已经给好几十首唐诗宋词谱曲了，明年或许我们就可以大饱耳福；更何况他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即使没有“外快”，也无须愁衣食。
然而，那个记者为什么要把汪大诗人的景况说得那样可怜呢？只有一个解释，即在他的想象中，诗人穷愁潦倒，非常合乎情理。
这固然有些绝对，但也未始没有一点道理。同样是诗人，昌耀的一生却是坎壈、偃蹇。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其时他为青海省作协主席，患了骨癌，积蓄的两三万元要给孩子用，所以他就坦然待尽，2000年3月23日，他从病房的三楼上投下，竟未立死，过了一个多小时心脏才停止跳动。他在文革时期因诗而得罪，被抓进农场去劳动改造。平反后，有了职务，仍然穷得连烟也抽不起，出诗集还要自己掏腰包，而他自然没有能力，他的妻子终于也离开他了，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创作，虽然中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 r1 g) R$ e: ]0 }可是，昌耀的名字，却让海内诗坛人士闻之莫不敛衽，在中国新诗运动史上，他与艾青后先辉映，被推为一代宗匠，而他生前无一时一境不历艰苦，身后也茕茕寂寞，倘若真的“冥冥中自有安排”，那么这种安排未免太不公平了！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这篇序被收入新版《大学语文》。莘莘学子们读后大概会感慨道：既然非穷不能写出好诗，那么写诗也正与受虐无异，倒不如不写。这样想的结果，是诗人将仍如藏野驴一般寥寥地点缀在人间，而他们的嘶鸣声，除了同类，很少有人会去注意。
/ q9 C0 W; O& G* j/ Z3 t0 j& D八九十年代据说诗人泛滥到比上厕所的人还多的地步，那时候年轻一辈里声名较著者有韩东、海子、翟永明、梁晓明等，海子早已自杀了，另几个现在则不知所往。老的老了，死的死了，逃的逃了，不知中国诗歌的气运系于哪些人？
我们能怪责诗人们不堪其苦吗？不能的。我们能把诗歌之不振归罪于他们吗？也不能的。多年来，人们已经不耐烦看寓意深刻、技巧上达的诗了，出版社也阿世所好，专出些与汪国真诗同一浅率的作品，而那样的东西，无疑不足以传世。于是真正的诗人被陷于困境，不愿走其他道路者，便像昌耀一样，不得终其天年，在这样的环境里，诗歌的式微是势所必至的事。
“穷而后工”，古人说说固无不可，因为封建社会，写诗不过是士子的末技，所以即如杜甫，也不免于常常吃不饱饭的命运；但今人说来却十分别扭，马尔克斯认为，“环境越好，写得越好”。这“环境”指的是生活条件，也可以引申为社会的文化氛围，也就是说，要创造好的环境，首先必须保障诗人的衣食，其次要培养读者。而后者实在是根本，只有大家多能分辨诗的优劣了，才知道哪些诗人应该受到尊重和照顾，哪些诗人则可任其自生自灭。
( R9 N4 _1 z5 J7 C固然，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有赖于专门机构的教化。一旦总体水平提高了，我们就将不再失去昌耀们，而诗歌也就不可遏止地向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