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的困惑

山野闲人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文思想，在“人之初”问题上被分离为“性本善”和“性本恶”两个截然的对立面，也造就了儒家、法家两大对立派别。

儒家的孔孟之道以为“人之初，性本善”，相信人本性是纯良的，恶念是外物侵扰人性的结果；所以，如果每个人能遵循“礼数”来“克己修身”，就能保持自己“天然的纯良”，更可达到齐家、治国的理想境地：官靠其“本性”可以善对民，夫靠其“本性”可以爱护妻，君也可出于“本性”规制天下。
6 o- G3 H! H0 u/ J
这里，孔孟之道“性本善”的假设，是将人的本性圣洁化，将人“以礼克己修身”的行为作为“善”的根本保障，这最终就神话人本身；于是由这些神话了的人建立起来的，就是一个经不起风雨的“乌托邦”：官只顾自己贪，夫可以任意欺压妻，天子更是可以祸乱天下；事到临头，人们不去反思自己的思想根本，而只是强说“礼崩乐坏，人心不古”。
) ^) Y7 F/ B! k2 l2 x+ w; i1 j0 I/ a; x
接下来，作为儒家的改革者，荀子却提出“人之初，性本恶”，认定人是被名利贪欲驭使的奴隶；虽然荀子传承了孔子的“以礼教人”，但这教化不是为了维护人“本性的善”，而是要除去人“本性的恶”，荀子的教化观也突破了对“礼乐”本身的神化，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的“性恶”说，试图将儒家的理想植入到现实的土壤中，却开启了它的对立派别－“法家”思想。

4 K( W8 T* Q, r8 Q作为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将“法家”思想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不信任人对善德理想的追求，对“礼乐、立德”的教育不屑一顾，相信只有通过法律和君王的权术与威势，才能治国。法家的这种极权思想，助长了先秦时期的暴政和战乱，从而也导致了法家的迅速衰落，让孔孟之道终于统治了中国的传统社会、人伦教育。
; h& M  P0 P9 r3 I" p( w+ h4 y
3 ~2 R; o/ d" q到了宋朝，朱熹的“理学”又把儒家思想定规为以“礼”为核心的《四书五经》，全力维护“性善论”，提出“性即理”的谬论，明确将“人性的善”作为社会、人伦中“理”的根本，提倡父权、夫权，使中国社会充斥着“满嘴仁义道德”的官僚粉饰政治。

# x5 |) f, G8 j1 e纵观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儒家以“仁、孝、礼”治天下的理念是主音，但其社会功效的失落也导致了绵延不断的政治动荡，从而让极权思想和暴政时时抬头，使“儒家”的主音不断被“法家”不和谐的暴力所打断。　

到了近代，虽然人们再不相信这种“礼教”的说法了，但“性本善”和“性本恶”的思想分离仍然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深远。在西方，“性恶”说发展出了法西斯主义和种族斗争；在东方，“性恶”说发展出了“阶级斗争”，相信“阶级敌人”是“脱胎换骨也不能重新做人”。在东方，“性善说”发展出了社会主义空想，而在西方，“性善说”则又发展出了一个更具欺骗性的概念－“民主和人权”。
5 E7 ^# B1 s  f! c' R/ K0 ?
西方社会极力神话“民主”的功效，将团体的“民意”捧上了神坛，认为 “民众”的心意就可以保证“正义和善良”；“人权”又试图将每个人都神化为“善良”的源头，所以给人“本性”冠以神圣的权利，哪怕他已经蜕变为杀人的禽兽。然而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在西方社会，“民主自由”只是集团利益的冠冕包装，当一群民有机会占领了社会资源后，“工会化”、规模化的贪婪腐败就驱使这群人以这些资源来挟制其他广大人民，并以“法律”方式制度化下来；而在“民主”催生的团体下，一群群寄生虫可以打着“捍卫人权”旗号，将以“人权”包装的懒惰、贪婪、强暴凌驾于广大人民的经济、安全之上，法律由此蜕变得只敢去盘压守法公民，而对强盗无赖却束手无策。
9 E- |# o! m/ b8 F9 k
! O  {+ h4 l( U: T. ~& s, @将 “性善”和“性恶”割离对立，造成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冲突，荀子所追求的“中庸平衡”理想始终不能成为现实，而充满历史的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动荡。那么为什么人们总是会把人性简单得归为“善或恶”呢？大概，是人看待自己的基本出发点出了问题：不管我们认为自己“性善”还是“性恶”，都想当然地把人的肉身、思想、情感当成了人“本性”的创造源头，或者说是把唯物、人本(或人文)主义作为了认识自己的出发点；这在无意识间，就让我们高抬了自己。
9 @! f4 A( a& o7 S; C# @' H4 q6 f
那么如果我们跳出自己的想当然，谁又是人以及人本性的创造源头呢？说到这个，我们必须回过来想想，人之所以为人，到底和动物有什么根本区别：动物的一生，不论从肉身需要、生存判断还是群体感情关系，概况起来不过是“得过且过”，它们从来不去忧虑自己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而人却不甘于生命的短暂，做事总会去向往它的永恒价值，不但希望自己身体的永恒，产业的永恒，更渴望永恒的爱；人不甘于贫乏，贫困中的少年人也不乏创造的理想，布衣人家也会心羡和向往有品德的生活；人也不甘于无知，总想搞清楚天下所有的奥秘，宇宙世界大，但人心比天还要大。
& n! O2 M$ f0 o$ G/ r8 }/ k
而这“永恒、创造、博大”却是人力所可望不可及的，那是创造万物的神(上帝)才有特性；而人与生俱来对永恒、真理的执着，其实是在渴望回归于神而得真自由。那么就让我们跳出自己，跳出人本主义，从人的创造者－神的角度来看看“人之初”吧。
# K1 h$ {8 u# }5 p/ w) X
& K6 y- x# j. @神在《创世纪》中，讲到起初他造人，是“用地上的尘土”(创世纪2章)“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创世纪1章)造人，更重要的是，他“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创世纪2章)。

这里的“尘土”是一个象征，其实也可以指肉身，因为“肉体是无益的”(约翰福音 6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3章)，用手搓搓你的皮肤，你就该知道肉身和泥土的关系了。所以我们不必去探究到底神造人时，是直接吹气在一块泥土上成了人，还是是拿块泥先捏成条鱼，再用基因突变把它“进化”成猿，再吹口气把它突变成人。总之，是神的这口气产生了伟大的突变。
$ e" h8 d8 u* R) n2 J
8 |# H0 U, D- e* t神通过这口生气，将灵放在人的肉身上，让人和动物彻底区分开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约翰福音 6章)，这灵让人可以和神相通，从神哪里支取爱的智慧、创造的力量，也让人向往归于神的永恒，由此可见，是神借着这灵，将人的“纯良、善美”种在我们本不稀奇的肉身上的；而且最起初的人和神完全合一，有神的完备和永恒，所以由此而言，“人之初，性本善”；但这“善”不是出于人自己，神才是人“性善”的源头。离开灵，我们就无异于动物，只是要“归于尘土”的毫无益处的肉体。
+ B& L/ V3 _0 y" V5 B
! F9 Z/ ^" Q# n6 z但《创世纪》紧接着就告诉我们，人“善”的光景只持续了几日，就忘了自己的光彩是神的恩赐，骄傲的心遇到魔鬼撒旦的谎言时，便经不住引诱偷吃了智慧果，期盼可以得神一样的智慧(参《创世纪》3章5节)。但撒旦却由此在人身上种下了黑暗和贪欲，黑暗让人怕见光明，灵就被阻隔难与神相见，人生就变得劳苦、病痛、怯懦；肉身的贪欲又把人困在“现实”当中，辖制了向往光明的心。(参《创世纪》3章8节)
3 V1 R% l/ C( p6 W+ V; M* g
6 c8 b4 _7 j' }% T# m4 Y5 h: [9 @这就是人“性恶”的开端，这恶既是人违背神的自取其祸，也是撒旦欺惘胁迫的结果。所以从“人之初”没多久，人类就进入了“性本恶”的历史；人大都不是自己想做恶，而人生却因被撒旦辖制的肉身而铺满了太多的“不得已”，所以我们听到的人生故事多是痛苦中的挣扎。(参《诗篇》90章10节)

既然人之初有这么丰富的渊源，我们就不可把人“性”归于“本”，更不可简单地说它是“善”还是“恶”。居高临下的教训培养不出“善”的，而只能催生忙于粉饰自己的官僚体制，敬重和宽容才能激发人的灵，与“善”的本源重新连接；外力打压也不能惩治人的“恶”，只有人能意识自己的黑暗、软弱，并敢于把它揭来让光明驱散其毒素时，“恶”才能被有效控制。
  C$ r; f3 ?6 m6 W8 B
1 D* R" ~/ u( `" Q* `. r! G+ Q基于此，当我们看待自己时，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放弃自己幼年时就有的建树、宽容、高洁的理想；更不能遇春风就得意，时时告诫自己在那么多的“不得已”中你错待了多少人。

又基于此，当我们在看待是非大局时，就可以看清站在道德制高点挥舞大棒者的嘴脸。中国人的谦和容忍曾被看作是积弱的缘由，但中国人的谦和也不乏积极向前的勇气和智慧，它见证了顺服神的子民；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谦和坚韧有水一样的力量，同化了所有外袭而来异族；现时下，肯用肩膀扛起大地的中国民工和人民又让中国走向了复兴。求上帝给神州一个遇事能自省自律的社会政体，来善待既谦和又肯担当的人民，让他们再不用怀疑自己的谦和是值得传承下去的美德。
* ]5 x! I* {- O* [4 y" n! W
    * 　　　万恶骄为首，百善省当先

无墨

让我说人都是一样的，问题是思想家不这么折腾，人家吃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