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文思想,在“人之初”问题上被分离为“性本善”和“性本恶”两个截然的对立面,也造就了儒家、法家两大对立派别。' P3 o) ]+ 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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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孔孟之道以为“人之初,性本善”,相信人本性是纯良的,恶念是外物侵扰人性的结果;所以,如果每个人能遵循“礼数”来“克己修身”,就能保持自己“天然的纯良”,更可达到齐家、治国的理想境地:官靠其“本性”可以善对民,夫靠其“本性”可以爱护妻,君也可出于“本性”规制天下。+ m1 i r+ t& v8 t/ g' f! @% S3 Y
4 r/ H% x [; R9 M& ^( I这里,孔孟之道“性本善”的假设,是将人的本性圣洁化,将人“以礼克己修身”的行为作为“善”的根本保障,这最终就神话人本身;于是由这些神话了的人建立起来的,就是一个经不起风雨的“乌托邦”:官只顾自己贪,夫可以任意欺压妻,天子更是可以祸乱天下;事到临头,人们不去反思自己的思想根本,而只是强说“礼崩乐坏,人心不古”。, @/ f( W2 y5 W, `; Q8 D
7 s2 S: U$ x7 M1 `- q接下来,作为儒家的改革者,荀子却提出“人之初,性本恶”,认定人是被名利贪欲驭使的奴隶;虽然荀子传承了孔子的“以礼教人”,但这教化不是为了维护人“本性的善”,而是要除去人“本性的恶”,荀子的教化观也突破了对“礼乐”本身的神化,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的“性恶”说,试图将儒家的理想植入到现实的土壤中,却开启了它的对立派别-“法家”思想。# N7 ?+ U% V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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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将“法家”思想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不信任人对善德理想的追求,对“礼乐、立德”的教育不屑一顾,相信只有通过法律和君王的权术与威势,才能治国。法家的这种极权思想,助长了先秦时期的暴政和战乱,从而也导致了法家的迅速衰落,让孔孟之道终于统治了中国的传统社会、人伦教育。8 A9 ]) Q- ]0 l3 P
! B: q$ ]1 B F到了宋朝,朱熹的“理学”又把儒家思想定规为以“礼”为核心的《四书五经》,全力维护“性善论”,提出“性即理”的谬论,明确将“人性的善”作为社会、人伦中“理”的根本,提倡父权、夫权,使中国社会充斥着“满嘴仁义道德”的官僚粉饰政治。% l5 ]: C/ o! Z9 X
- W( q: M2 j3 O. s; i纵观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儒家以“仁、孝、礼”治天下的理念是主音,但其社会功效的失落也导致了绵延不断的政治动荡,从而让极权思想和暴政时时抬头,使“儒家”的主音不断被“法家”不和谐的暴力所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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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 V1 c. t1 q到了近代,虽然人们再不相信这种“礼教”的说法了,但“性本善”和“性本恶”的思想分离仍然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深远。在西方,“性恶”说发展出了法西斯主义和种族斗争;在东方,“性恶”说发展出了“阶级斗争”,相信“阶级敌人”是“脱胎换骨也不能重新做人”。在东方,“性善说”发展出了社会主义空想,而在西方,“性善说”则又发展出了一个更具欺骗性的概念-“民主和人权”。# K* T( b/ m#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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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极力神话“民主”的功效,将团体的“民意”捧上了神坛,认为 “民众”的心意就可以保证“正义和善良”;“人权”又试图将每个人都神化为“善良”的源头,所以给人“本性”冠以神圣的权利,哪怕他已经蜕变为杀人的禽兽。然而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在西方社会,“民主自由”只是集团利益的冠冕包装,当一群民有机会占领了社会资源后,“工会化”、规模化的贪婪腐败就驱使这群人以这些资源来挟制其他广大人民,并以“法律”方式制度化下来;而在“民主”催生的团体下,一群群寄生虫可以打着“捍卫人权”旗号,将以“人权”包装的懒惰、贪婪、强暴凌驾于广大人民的经济、安全之上,法律由此蜕变得只敢去盘压守法公民,而对强盗无赖却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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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性善”和“性恶”割离对立,造成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冲突,荀子所追求的“中庸平衡”理想始终不能成为现实,而充满历史的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动荡。那么为什么人们总是会把人性简单得归为“善或恶”呢?大概,是人看待自己的基本出发点出了问题:不管我们认为自己“性善”还是“性恶”,都想当然地把人的肉身、思想、情感当成了人“本性”的创造源头,或者说是把唯物、人本(或人文)主义作为了认识自己的出发点;这在无意识间,就让我们高抬了自己。" i) U9 J) B1 e& S: ^7 y; C* h/ W9 R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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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我们跳出自己的想当然,谁又是人以及人本性的创造源头呢?说到这个,我们必须回过来想想,人之所以为人,到底和动物有什么根本区别:动物的一生,不论从肉身需要、生存判断还是群体感情关系,概况起来不过是“得过且过”,它们从来不去忧虑自己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而人却不甘于生命的短暂,做事总会去向往它的永恒价值,不但希望自己身体的永恒,产业的永恒,更渴望永恒的爱;人不甘于贫乏,贫困中的少年人也不乏创造的理想,布衣人家也会心羡和向往有品德的生活;人也不甘于无知,总想搞清楚天下所有的奥秘,宇宙世界大,但人心比天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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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永恒、创造、博大”却是人力所可望不可及的,那是创造万物的神(上帝)才有特性;而人与生俱来对永恒、真理的执着,其实是在渴望回归于神而得真自由。那么就让我们跳出自己,跳出人本主义,从人的创造者-神的角度来看看“人之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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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创世纪》中,讲到起初他造人,是“用地上的尘土”(创世纪2章)“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创世纪1章)造人,更重要的是,他“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创世纪2章)。: g7 Q7 H4 o9 T& v, f
. k* g1 S* q( [这里的“尘土”是一个象征,其实也可以指肉身,因为“肉体是无益的”(约翰福音 6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纪3章),用手搓搓你的皮肤,你就该知道肉身和泥土的关系了。所以我们不必去探究到底神造人时,是直接吹气在一块泥土上成了人,还是是拿块泥先捏成条鱼,再用基因突变把它“进化”成猿,再吹口气把它突变成人。总之,是神的这口气产生了伟大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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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过这口生气,将灵放在人的肉身上,让人和动物彻底区分开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约翰福音 6章),这灵让人可以和神相通,从神哪里支取爱的智慧、创造的力量,也让人向往归于神的永恒,由此可见,是神借着这灵,将人的“纯良、善美”种在我们本不稀奇的肉身上的;而且最起初的人和神完全合一,有神的完备和永恒,所以由此而言,“人之初,性本善”;但这“善”不是出于人自己,神才是人“性善”的源头。离开灵,我们就无异于动物,只是要“归于尘土”的毫无益处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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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 _ d& O& |! b但《创世纪》紧接着就告诉我们,人“善”的光景只持续了几日,就忘了自己的光彩是神的恩赐,骄傲的心遇到魔鬼撒旦的谎言时,便经不住引诱偷吃了智慧果,期盼可以得神一样的智慧(参《创世纪》3章5节)。但撒旦却由此在人身上种下了黑暗和贪欲,黑暗让人怕见光明,灵就被阻隔难与神相见,人生就变得劳苦、病痛、怯懦;肉身的贪欲又把人困在“现实”当中,辖制了向往光明的心。(参《创世纪》3章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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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性恶”的开端,这恶既是人违背神的自取其祸,也是撒旦欺惘胁迫的结果。所以从“人之初”没多久,人类就进入了“性本恶”的历史;人大都不是自己想做恶,而人生却因被撒旦辖制的肉身而铺满了太多的“不得已”,所以我们听到的人生故事多是痛苦中的挣扎。(参《诗篇》90章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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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h/ h( o1 Q既然人之初有这么丰富的渊源,我们就不可把人“性”归于“本”,更不可简单地说它是“善”还是“恶”。居高临下的教训培养不出“善”的,而只能催生忙于粉饰自己的官僚体制,敬重和宽容才能激发人的灵,与“善”的本源重新连接;外力打压也不能惩治人的“恶”,只有人能意识自己的黑暗、软弱,并敢于把它揭来让光明驱散其毒素时,“恶”才能被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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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当我们看待自己时,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放弃自己幼年时就有的建树、宽容、高洁的理想;更不能遇春风就得意,时时告诫自己在那么多的“不得已”中你错待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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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基于此,当我们在看待是非大局时,就可以看清站在道德制高点挥舞大棒者的嘴脸。中国人的谦和容忍曾被看作是积弱的缘由,但中国人的谦和也不乏积极向前的勇气和智慧,它见证了顺服神的子民;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谦和坚韧有水一样的力量,同化了所有外袭而来异族;现时下,肯用肩膀扛起大地的中国民工和人民又让中国走向了复兴。求上帝给神州一个遇事能自省自律的社会政体,来善待既谦和又肯担当的人民,让他们再不用怀疑自己的谦和是值得传承下去的美德。% l0 d: @ q) M+ R( o T$ x
, F# Y6 X! D: U! a+ a. k6 P* M * 万恶骄为首,百善省当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