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社会开放特征之三：阶级观念淡薄》（BY 柞里子）

无墨

显示先秦社会远较后世为开通并尤与后世习俗相枘凿之三，是先秦社会阶级观念淡薄。上文谈君子人格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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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r' P+ y* p9 R$ ^4 |“时下广为流行的理论是：先秦属于贵族社会，贵族社会的特点之一，是能否居上位，视血统而定，余无与焉。血统非王、非侯、非公卿、非大夫、非士，则居上位无望。考之以史实，则并不尽然。比如，苏秦游说不成、大困而归之时，被人讥笑为不守经商者的本分，可见苏秦并无贵族血统，却在日后凭借口才贵为六国之相。吕不韦本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贾，非贵族出身甚明，因以钱财交接秦公子而后得以执秦国之政。虽不能位极人臣，却也贵为王侯之坐上客者，如魏公子信陵君的门客侯赢、朱亥，前者为门房，后者为屠户，更是出身下贱的所谓市井小民。可见血统固然为出身的途径，尚有其他的途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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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2 Y- W$ E6 a4 m: X转抄于此正切话题，只是还漏掉了管仲与鲍叔，二人均曾逐利商场，尔后皆贵极人臣，事见前文，此不复赘。类似并且广为人所熟知的例子还有鲁国的曹刿、齐国的冯驩，以及晏子的马车夫。曹刿以“肉食者鄙”一语名垂后世，曹某吃不上肉，自是穷光蛋不在话下，却能有机会晋见鲁君，并凭一席话而成为鲁军的统帅。史称冯驩“贫乏不能自存”，既是穷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其出身之寒贱亦可想而知，而冯某亦得为齐国贵公子孟尝君的上宾。曹刿的事迹见《左传》，冯驩的事迹并见《国策》与《史记》。同上文所引赵太后的故事一样，曹刿和冯驩的故事也经常见录于古文选读一类的书册，文化大革命前也曾入选为中学语文教材，因而广为人所熟知。只是也像赵太后的那段文字一样，往往仅从文学的角度受知于世，罕有人从门第和阶级的角度分析之。晏子的马车夫，史逸其名，因无名，自不可能像曹刿和冯驩那么出名。不过，其例的戏剧性和说服力均不在曹、冯两例之下。兹引《史记》的记载如下，黑括号内为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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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夫后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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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为齐国丞相，有一次出门的时候，晏子马车夫之妻从门缝里偷看其夫。其夫为丞相的马车夫，撑着大篷，驾着四匹马的车，意气扬扬，得意得很。赶完车子回家，其妻要求离婚。为夫的问原因。为妻的说：‘晏子身高不足六尺，得为齐国的丞相，名显诸侯。今天我看他出门，志向深远，态度始终谦虚。你白白身长八尺，却为人当赶车的仆人，而你还自鸣得意。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婚的原因。’马车夫从此态度收敛。晏子觉得奇怪，问马车夫所以然。马车夫以实相告。晏子于是推荐马车夫做了大夫。”】

《史记》之所以记载这个故事，目的在于表现晏子能够识拔闻过即改的人才。徵引于斯的目的，自不在此而在于指出贱为赶车的仆人可以一跃而贵为朝廷的大夫。倘若先秦的社会重门第，讲出身，如此等事万万不可能发生。其实，这种事何止在重门第、讲出身的社会万万不可能发生，即使在如今最侈谈人权和平等的社会又何尝有所闻。可见说先秦社会阶级观念淡薄，其实是远过于保守，说先秦社会在选取人才的时候完全无视出身，方才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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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 x% L/ u2 x  H& ^  V! ]0 j今人也多误会中国自古男权至上，以为只有男人休妻之说，女人哪有休夫之份！以上例观之，何尝如此？阶级森严往往同性别歧视并驾齐驱，先秦社会既轻视阶级出身，其视男女地位远较后世平等自在意料之中。说起女人休夫，不禁想起传统戏剧节目“朱买臣休妻”。朱买臣，汉武帝时人，年过四十仍靠卖柴度日，其妻耐不住贫困而求去。买臣自料五十以后可以腾达，劝其妻稍待，免得白辛苦一场。其妻不肯，终离异而买臣后果然飞黄。可见下至汉代，女人休夫，耐不住贫困即可为理由，等闲如家常便饭，远较今日自以为男女平等的社会为易。而后世却把明明是休夫的故事冠之以休妻的题目，如此颠倒黑白，只缘不理解或不敢置信女人曾有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历史，可笑亦可叹。

/ H$ C8 v/ `7 c6 r9 T( P: H或曰：以上所举数例，其实皆属本人身份下贱，其出身究竟如何，并不清楚。此说似是而实非，因先秦毕竟是世袭的贵族社会，断无父为诸侯、公卿、大夫而身为仆御、门房、屠户，以至“贫乏不能自存”之理。虽然，不妨再举一出身下贱明确无疑的例子。孔子有高足曰冉雍，字仲弓，亦作子弓。《论语》与《史记》皆明确地说雍父为贱人。而孔子却曾说：“雍也，可使南面。”古代帝王坐北朝南，“可使南面”，也就是堪为诸侯王的意思。《庄子》所谓“南面称孤”，用法正同。后世视如此言论为大逆不道，曲解之为堪“任诸侯之治”云云，恰恰为后世之不若先秦思想开通提供一极好反证。一九七九年版的《辞源》，自称革命，却也袭此谬说，释“南面”为“官吏之长”，莫明其妙之至。《荀子·非十二子》把子弓与孔子相提并论，视之为圣人。仲弓曾为鲁季氏家臣，除此之外，事迹不见史册，想必无功勋业绩可言。《韩非子·显学》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派，分别为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子张，孔子弟子，复姓颛孙，单名师，字子张；子思，孔子之孙；颜氏，当指孔子弟子颜渊；孟氏指孟子；漆雕氏指孔子弟子，复姓漆雕，单名开。孙氏即荀子，上文曾提到荀子之所以被称为孙卿，因避汉宣帝之讳。可见《韩非子》原文“孙”本当作“荀”。乐正氏，当指孟子弟子乐正子，史逸其名。至此，所谓八派者，七人皆有着落，唯所谓“仲良氏”者，不知何所出。窃以为“良”、“弓”二字形近易混，“良”或当为“弓”之误。倘如此，则所谓“仲良氏”者，即由仲弓所开的派别。如仲弓既不曾立功，又不曾开派立言，荀子凭什么比之于孔子、视之为圣人？进一步推想，荀子之学术当或渊源于仲弓这一派，故并称仲尼、子弓，实为标榜自己为儒学之正宗。然无论意图如何，冉雍出身下贱，却不妨其在才能和道德两方面受贤哲人等如孔子、如荀子者推崇备至，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倘若先秦社会如后世那么斤斤计较于门第、阶级，如仲弓者，只配为奴、为仆、为反革命，岂有堪为诸侯王、为圣人的可能！

以上的例子均为由下贱而入显贵，反其道而行之者，亦不乏其人。比如，上文提到的范蠡，本是越王勾践的谋臣，替勾贱出谋划策灭吴之后，为免落得“狡兔死，良狗烹”的下场，辞官爵去而经商，号称陶朱公，成为后世居心发财者崇拜的偶像。称弃官经商为由贵入贱，或去商为官为由贱入贵，自然均依后世之说，在先秦之时并无此见。倘若有，则身为秦公子的子楚，又岂会屑于结交身为商贾的吕不韦？子贡又岂会同时混迹于官场和商场？范蠡辞官爵而去之后必然隐居为高士又岂会以经商为务？或曰：孔子不是曾不满于子贡的经商么？不错，然孔子的不满，显然并非从门第或阶级的观点出发，否则，必然将子贡逐出门外，焉能依重之为左右手以至于以后事相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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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大都以为轻商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而往往忽略或根本不知在轻商成为传统之前，中国文化有过并不轻商的传统，而且为时甚久，不仅先秦如此，下至两汉依然。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替商人和商业作《货殖列传》，可见其对商人及商业之重视。东汉班固撰《汉书》，虽在文字上大量抄袭《史记》，却在编辑体例上有不少更改，有些更改属于技术性，也些则否，比如，改《项羽本纪》、《陈胜世家》为《陈胜项羽列传》，取缔《龟策》、《日者》列传等等，皆属思想性的更改。而《货殖列传》却不仅得以保留，而且有所加工，可见重商的思想至东汉依然无恙。晋人陈寿撰《三国志》，体例不完整，不足论。南朝范晔撰《后汉书》，于体例上多有思想性的改动，然受到后人注意的往往限于《党锢》、《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的增加，而无人留意《货殖列传》的删除。其实，范晔所增加者，未必皆为范晔之后修史者所取法，而遭范晔所删除的《货殖列传》却从此不再见于以后任何一部断代史，以至后世商贾与商业淹没无闻。众所周知，东汉末年门阀开始形成，至南北朝而门第思想大盛。范晔在门第思想大盛之时删除《货殖列传》，说明商贾之被排挤出上流社会，乃门阀兴起的直接结果之一。由此可见，中国的轻商传统当下至魏晋南北朝方才形成，并非自古已然甚明；但凡视男女授受不亲、女人裹足、男权至上、以及轻商为中国文化传统者，皆难免数典忘祖之讥。

无墨

我觉得啊，晏子这事也是属于特例，因为夫妇之间这话不好说，也要看前后背景，如果晏子后来不当大夫，估计LP说了也白说，谁又能去统计，那个年代到底多少女人敢跟LG这么说话呢？母老虎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