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祖国的孩子

伏羲氏

失去祖国的孩子

                              作者：陈模

    清晨，碧蓝碧蓝的天空，飘动着一缕缕彩霞。这时，正是学校升旗的时候。五
星红旗冉冉升起，在空中迎风飘扬。雄壮而嘹亮的国歌，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作为
一个人民教师，每当我看到一排排少先队员，仰起那一张张幸福而稚嫩的脸，用一
双双黑得发亮的眼睛，注视着庄严、鲜艳的五星红旗时，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可爱的
弟弟的形象。他用一对祈求的大眼睛，急迫地问我：“姐姐，杨老师说，咱们是中
国人，真的吗？”
    这声音像是在天空中回响，又渐渐地消逝了，变成袅袅余音，随着白云飘向远
方，飘向我那苦难的童年……
    我五岁那年，一个漆黑的夜晚，爸爸紧紧地搂着我，坐在外屋的锅台上。里屋
妈妈的呻吟声一阵高，一阵低。
    “呱——呱——”婴儿落地的哭声传到外屋。接生的老奶奶兴冲冲地走出来：
“恭喜，添了个胖小子！”
    我爸爸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但我感觉出他那双粗大的手在抖动；满是胡茬子
的下巴颏，紧紧地抵着我的头顶，眼泪洒在我的头上。
    爸爸爱我，但更盼着有个儿子。他给财东吃劳金（即当雇工），种水稻，后半
辈子在源茂烧锅（烧锅是制酒、卖酒的作坊）干杂活儿。五十多岁的人了，老来得
子，怎么能不高兴呢？
    第二天，我走进里屋，见妈妈瘦得像一把干柴，脸色煞白，只要一动，便是一
身虚汗，头发湿淋淋地粘在头上。接生的老奶奶说，妈妈的身子只剩下个空壳儿，
得补养些日子才能下炕。
    我看见，妈妈身旁躺着一个不丁点儿大的孩子，一头黑黑的头发，红红的小脸，
闭着小眼睛，扇动着小鼻子正在睡觉。这就是我的小弟弟呀，我一瞅见，就爱上了
他。
    小弟弟醒了，睁着一双又亮又黑的眼睛，冲我晃着小圆头，“呱——呱”地哭
起来。妈妈忙把奶头放在他的嘴里，他闭上眼睛，使劲吮着，吮了几口又哭起来。
    妈妈也哭了，难过地说：“没有奶，怎么办哪！”
    这时，爸爸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黏糊糊的大米粥，妈妈一看，又高兴，又有
些害怕，压低声音问：“哪儿来的？”
    爸爸说：“甭管了，保养身子要紧。”妈妈端过碗，刚要吃，忽然看见我那双
贪婪的眼睛，赶快把我叫到身边，给我喝了头一口。哎哟，好香呀！我一边咽着米
粒，一边咂着滋味儿。妈妈忙嘱咐我说：“妮儿，你千万别漏了嘴，说妈妈喝了大
米粥！”
    “为什么？”我眨着眼睛问。
    爸爸手捧着我的脸说：“妮儿，在咱满洲国，只有日本人才能吃大米，满洲人
吃大米是犯法的。你要说出去，咱一家人就没命啦！”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什么叫满洲国？为什么日本人能吃大
米，我们就不能吃？
    爸爸怕我们孩子再当睁眼瞎，家里再穷，也要搜肠刮肚，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
    我上学那年，弟弟已经两岁多了。因为挨饿，常常“哇哇”地哭喊。这时候，
爸爸就把他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溜着，一边溜一边哼：“宝贝儿，快长大；长大
了，回老家！”
    “回老家？老家在哪儿？”我奇怪地问。
    爸爸说：“在山东。那地方面朝大海，背靠青山。”
    “山东在哪儿？”
    “在关内。”
    “什么叫关内？”我又惊奇地问。那时候，我只知道满洲国，自己是满洲人。
爸爸叹口气说：“我告诉你，不准出去乱说：关内、满洲，都是咱中国的地方，九
一八事变以后，被人家占啦！”
   



    “中国的地方怎么又叫满洲国？”我还弄不清楚。
    爸爸着了慌，跟我发起火来：“小孩子，少打听！”
    爸爸不敢跟我多讲，怕被警察、日本人知道了，抓去当劳工，蹲笆篱子。可我
知道，爸爸最爱山东老家，爱关里。要不他讲故事，怎么一讲就是老家的事情，还
想回老家去呢？
    我的家，住在吉林黑石镇东关，这一带出产大米。可日本人规定，满洲人住户，
每月配给一半高粱米，一半橡子面（用橡子、豆饼、玉米面等做的混合面）。椽子
面真难咽呀！爸爸妈妈总是吃橡子面饽饽，把高粱米省下来给弟弟和我吃。
    弟弟长到七岁，圆圆的脸儿，浓浓的眉毛，虎头虎脑的。他又听话又淘气，在
家里抱柴扫地，手脚闲不住；一到外边，就爬树掏鸟窝。他还学会打弹弓，落在树
上、房顶上、电线上的小鸟，只要他一瞄准儿，很少打不下来的。他还“合群”，
很仗义，爱和小伙伴在一起玩，街坊邻居都夸他是个好孩子哩。
    弟弟养了一条狗，一身青色，名儿叫大青，小时候毛茸茸的，弟弟叫它站，它
就站，叫它回来，它就回来。小狗慢慢儿长大了，整天卷着尾巴，颠儿颠儿地跟在
弟弟后边跑。
    穷人家的狗瘦，长得皮包骨头。你想，人还没得吃，拿什么喂狗呢？刷锅水能
照见人影，连一丁点儿油星儿也没有，狗一口也不喝。爸爸跟弟弟说，把狗送给别
人吧！弟弟搂着狗脖子，任你磨破了嘴皮子也不答应。后来，狗饿得跑不动了，弟
弟才不忍看它在我家受罪，同意把它送人。
    爸爸把狗送走的那天，弟弟搂着它，又是亲又是哭。狗送走了，弟弟整天闷闷
不乐。
    一天早晨，我刚一开门，猛地看见大青回来了，我高兴地喊着：“大青回来了！
弟弟。大青回来了！”
    弟弟一听，一下子从被窝里跳了出来，光着屁股，鞋都没穿，就往外边跑。只
见大青躺在门外，一动不动。弟弟才发现，大青已经死了。他哇哇地哭起来。
    大青身上有好多伤，流出的血把它的毛粘成一绺一绺的。
    爸爸说：“我把它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想到，它在临死时，还是跑了回来，
死在自己的家门口。”
    大青一死，弟弟更加愁眉苦脸了。
    一天，爸爸说：“锁柱，你也不小了，该上学念书啦！”
    弟弟点了点头。我已经念五年级，他愿意跟我去。爸爸在东关国民小学给弟弟
报了名。开学那天，我领着弟弟朝学校走去。我俩走出冯家巷，远远就看见学校的
副校长站在校门口。每天校门一开，他总是站在那儿，丧门神似的。
    这个副校长是日本人，叫松本太郎。别看校长是中国人，可什么都是松本说了
算。他穿着呢军服，一脸黄铜色的肉，戴了副浅色墨镜，鼻子下面留了一小撮又黑
又密的胡子。他绷着脸，撒着嘴，脸上从来没有一丝儿笑容。
    副校长的身旁，蹲着一条黄狗，比军犬小一点。它吐着舌头，两只眼睛来回盯
着同学们。同学们一个个地向松本鞠躬，它仰着头，显得格外神气。
    还没到校门口，弟弟就看见了这条狗，他扯了扯我的衣襟儿：“姐姐，狗！你
看，狗！”
    我知道弟弟最爱狗，忙拉了他几下。走到副校长跟前，我忙低头鞠躬。弟弟呢，
一动不动地看着狗。
    “巴嘎！”日本副校长瞪着眼珠子，朝弟弟猛叫一声。我忙拉弟弟鞠躬。弟弟
弯下腰，但两眼仍然看着狗。
    每天上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升满洲国的国旗，唱满洲
国的国歌，听日本副校长训话。升旗时弟弟不行注目礼，也不跟着哼歌。他看着副
校长面向东方，低头闭眼，向天皇朝拜，只当着好玩；松本指手画脚地训话，活像
个跳大神的，弟弟又觉得好笑。
    弟弟编在一年级二班，发给他《日语》《满语》《算术》三本书。第一堂课就
是《日语》，弟弟有点不自在，这玩意儿真绕嘴，多难学啊！
    他的班主任杨先生，是个年轻的老师，留着分头，穿着大褂儿，胸口上别着一
支钢笔。他对人很和气，也爱学生。弟弟坐在靠右边的座位上，他走过去，摸摸弟
弟的头：“锁柱呀，好好学习吧！”
    果然，有一天，弟弟因为爱狗，遇到了不幸。那是入秋放学以后，同学们陆续
地回家。弟弟一个人走到校外。他回头一看，那只黄狗正蹲在校门口。弟弟慢慢地
凑过去。他想，这黄狗也会有大青那样好的脾气，一定喜欢跟他亲近。谁料弟弟刚
走到黄狗跟前，伸出手来，正要摸摸它的脸，黄狗猛地站了起来，发出“呜呜”的
低吼。它脖子上的毛儿也炸了起来，往外吐着舌头，两只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
弟弟。弟弟哪里知道，这是一只受过军事训练的狼狗！
    弟弟一看不好，忙转身就往后跑，狼狗“呜”的一声，追了过去。弟弟没命地
跑着，狼狗紧紧地追着。这时，路边一个大人高声喊着：“蹲下！快蹲下！”这句
话提醒了弟弟，他忙哈下腰来。
    弟弟一蹲下，狼狗当他是捡砖头哩。它站住了，尾巴一夹，就朝后缩，一掉身，
往回跑了。
    没想到，这时松本从门口走出来。他一见狼狗夹着尾巴的狼狈样子，脸色一沉，
冲弟弟一挥手，嘴里喊了一句日本话，这狼狗顿时像疯了一样，一阵风似的又扑向
了弟弟。
    弟弟刚站起身来，一点儿防备也没有。狼狗蹿过来，两条后腿一蹲，两只前爪
就搭在弟弟肩上，吐着血红的舌头，龇着两排尖尖的牙齿。弟弟吓得用手捂着脸。
狼狗猛地一口，咬在弟弟的肩上。弟弟惨叫一声，鲜血直流。狼狗咬着弟弟的一片
破衣服，得意洋洋地跑了回去。松本笑得前仰后合，拍着狼狗的脑袋。狼狗跪在主
人的脚下，摇头摆尾。
    弟弟被人送到家里，他的脸色惨白，身上的破衣服被血染红了。妈妈一见，就
心疼得哭起来。爸爸背着弟弟到了东关医院。
    好几天，弟弟没去上学。他躺在床上，咬着牙，一句话不说。
    “锁柱，疼吗？”妈妈问。
    弟弟摇着头。
    “你在想什么？”我问。
    弟弟仍然不吭声。他的眼里含着一层泪花，小拳头攥得紧紧的，一颗复仇的种
子埋在他的心底。
    弟弟的班主任杨老师，就住在我们后街，常到我家来看弟弟，有时带几块糖，
有时带一本小人书。这次弟弟被狗咬伤，他每天都来给弟弟补课，弟弟可喜欢杨老
师哩。
    有几天，墨石镇上，白天黑夜地过日本兵，当官的骑着大洋马，挂着指挥刀。
日本兵穿着黄军装、大马靴，走起路来，发出震耳的“笃笃笃”的响声。排头的日
本兵，刺刀上还挑着膏药旗。
    有人说，日本兵往山里开，是去剿胡子。有人却说：“什么胡子？是杨司令的
游击队。”什么杨司令、游击队，我们都不清楚。
    一天傍晚，杨老师又来了，锁柱悄悄地问：“杨老师，胡子是好人，还是坏人？”
    杨老师反问道：“日本兵是好人，还是坏人？”
    弟弟气愤地说：“坏人！连他们的狗都欺负咱们。”
    杨老师说：“你说得对。那么，胡子净给咱们出气，他们是什么人呢？”
    “我明白了！”弟弟拍着手说。
    夜里，锁柱凑近我的耳朵说：“姐姐，赶明儿我也当胡子……哩哩……”
    我不禁一怔：“你胡说什么？……”可我没把弟弟的话往心里去。
    弟弟的伤好了，肩头上留下两寸多长的伤疤。他小时候，弹弓就打得很准，上
学以后很少玩了。现在他又玩起来。小弹弓玩得不过瘾，就钻进树林子里，爬上一
棵榆树，选了一根又粗又顺手的树权，做了一张大弹弓。在柳河边上，他又捡了些
小石头子，装在兜里。他在家里的土院墙上，画了一个小圆圈。每天，他拉开弹弓，
眯起一只眼，瞄着准儿，只要手一撒，石头子儿就会打在圆圈里。一颗石子飞过去，
掉下一层泥皮，没过几天，就成了一个小窟窿。
    弟弟每天上学的时候，都把弹弓装在书包里。
    盛暑来到了。一天下午，下完第一节课，锁柱寻找着那条狼狗，狼狗喘着气，
摇着尾巴，朝他这边跑来。他见过道里没人，就跑到墙角躲着，从兜里拿出弹弓，
掏出一颗大石子，拉紧了皮条，只听“嗖”的一声，那条狼狗拉着长声哀叫起来，
痛得它在操场上来回跑。同学们当是狼狗疯了，都躲进教室去。趁着这个乱劲儿，
弟弟最先跑进一年级二班的教室。他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

伏羲氏

狠狗一只眼瞎了，顺着脸往下流血。它发了疯似的跑着，跳着，哀嚎着。日本
副校长跑了过来，狼狗缠着他，把他带到过道里，用前爪扒着一颗带血的石子。松
本把石子捡起来看了看。
    “巴——嘎——牙——噜！”松本恶狠狠地骂着，气汹汹地走上操场上的“司
令台”，拿出军用哨，便瞿瞿瞿地吹起来。
    军用哨一响，全校的同学都跑到操场上集合。弟弟一见不妙，故意磨磨蹭蹭不
走。等同学一走净，他顺手把弹弓塞进黑板后面的墙洞里。他自以为做得秘密，谁
知就在他藏弹弓的一瞬间，全被站在教室门口的杨老师看见了。杨老师说：“快去
集合吧！”
    弟弟又担心，又害怕，心跳得像敲拨浪鼓。
    日本副校长牵着受了重伤的狼狗，站在“司令台”上，右手举着带血的石子，
歪扭着脸咆哮着：“谁的弹弓的，快快地说，说！”
    同学们你瞅着我，我瞅着你，谁也不说话。松本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举起拳头
挥舞着：“你们的不说，统统的站着，站着！”他登登地走下台，站在树阴凉里，
睁圆两只凶眼，冷冷地巡视着，想从每一张小脸的神情变化上，判断出是谁打了他
的狼狗。
    全场一片死寂，充满恐怖的气氛。
    太阳热得像火炉子，烤得同学们打了蔫儿，浑身像冒油，汗水不停地从脸上、
身上淌下来，每人的脚下都洇湿了一片。
    松本牵着狼狗，走出校门，到东关医院去了。同学们依然站着。
    一分钟，十分钟，一个钟头过去了，有的同学感到眼前一阵昏黑；有的同学两
眼直冒金星。弟弟和一些小同学晕倒了，嘴里流着涎水。我看见弟弟躺在地上，心
里像有小钩子在钩我一样，可我一点儿不敢动弹。这可怎么办呢！
    杨老师和一些班主任老师，趁松本还没回来，就提了水壶，拿了杯子，给同学
们喝水。又端来凉水，给晕倒的同学们洗脸，用湿毛巾搭在前额上。在老师们的抢
救下，弟弟苏醒过来了。我把他带到自己身边，两手扶着他，他的腿发软，连站立
的气力也没有了。
    松本替狼狗治了眼，又牵着它向操场走来。老师们一见这个阎王回来了，赶紧
跑回各自的教室。
    松本牵着狼狗绕场一周，不住地追逼：“狼狗的……谁的弹弓打的……快快说
话！”
    在毒日头的煎熬下，又有不少同学晕倒了。
    松本带着狼狗，走进一个一个教室，四下搜索起来。他走进了一年级二班的教
室，查看了每个书桌，还把手伸进去摸摸，但是什么也没捞到。他又把黑板掀了起
来。噢，墙洞里有张弹弓。他拿出弹弓藏在裤兜里，气咻咻地走出教室，拽着杨老
师的手，来到一年级二班同学的面前。松本把弹弓拿在手里晃了晃，冲杨老师拧笑
着：“杨先生，弹弓是从你们班里搜到的，谁的弹弓？……你的知道？”
    杨老师沉着地回答：“不知道。”
    本来气得鼓鼓的松本，这时脸上绽开了笑容，用手拍拍杨老师的肩膀，阴阳怪
气地说：“杨老师，你……很好，哈哈……很好，你的……不知道？”他转过身来，
面对着同学，笑呵呵地说：“没有你们的事了……统统的回家！”
    于是老师们又忙着抢救中暑的学生。同学们像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又惊又
喜地离开了学校。松本对杨老师挥了挥手：“你的，跟我来！”
    中暑醒来的弟弟，见松本把杨老师带走了，使劲地挣扎着，想冲到松本那里去。
我用全身的力气拽住他，低声对他说：“弟弟，你安静点，安静点！”
    “呜呜……”弟弟委屈地哭了起来。
    晚上，弟弟全身烧得和炭火一样，昏迷不醒，嘴里不时说着吃语：“打狼狗呀，
打呀……”他的双手做着拉弹弓的姿势，大声地嚷着：“狠狠地打呀，打死它呀！”
过了一阵，他又“嘿嘿嘿”地大笑起来，笑得那样开心。因为那只最凶恶的狼狗的
眼睛，是他小柱子打瞎的呀！
    妈妈和我都急得没法子。爸爸请来的医生说弟弟今天受惊，中暑，得了热伤风，
开了一些药，嘱咐爸爸妈妈，按时给他吃药，多给他喝水，好好护理他。爸爸向亲
戚借钱，连夜把药抓回来。弟弟是爸爸妈妈的宝贝疙瘩，是俺家的命根子，他可不
能有个三长两短呀！
    弟弟吃了两天多的药，烧退了好多，能喝几口高粱糊糊了。可他仍然面无血色，
很少说话。说起话来，也是有气无力的，他太虚弱啦！上次他被狼狗咬了一口，大
病一场，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这次又受惊、中暑，受尽折磨，他这棵幼小的苗苗
怎么经受得起啊！
    夜里，我一觉醒来，听到爸爸妈妈在商量弟弟的事儿。
    妈妈说：“柱子太虚弱了，得给他调养调养！”
    爸爸说：“我明儿给他弄点大米，再买点红糖，他就喜欢喝大米糖粥哩！”
    “吃大米，你不怕犯法？”
    “为了孩子，我豁出去啦！”
    “咱家哪有钱，到黑市买高价米啊？”
    “把咱的棉衣都拿去当了，眼下用不着……”
    我翻过身来，抱住爸爸说：“爸爸，把我的棉袄、棉裤也拿去当了吧！”
    爸爸用手拧了我一下：“你睡觉，没有你的事儿。”他又再三叮嘱我：“买大
米的事儿，千万不要说出去，日本人知道了，要掉脑袋的！”
    我抱屈地回答：“爸爸，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
    爸爸真有办法，用当衣服的钱，不但从米贩子那里买来了大米，还买了一些鸡
蛋、红枣儿，掺和着给弟弟吃。弟弟吃了几天，胃口好了，吃得多了，脸上又有活
泛的颜色，也能下地走路啦。
    弟弟病刚好的时候，就打听杨老师的下落。爸爸叮嘱过我，怕他伤心，先瞒着
他，可是，他拧起浓眉，两只发亮的眼睛盯着我：“姐姐，杨老师到底怎么了，你
快说啊！”
    我只得如实地说了杨老师代他受罚、松本在办公室审问和毒打杨老师的情形。
弟弟听着，热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淌，最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扑在我的身上，
全身抽搐着，边哭边喊：“杨老师，狼狗是我打的呀！”
    弟弟哭了一阵，突然站起来，泪也不擦，就要往外跑，说是去找松本承认狼狗
是他打的，妈妈一把拽住他：“柱子，你不要命啦！”
    弟弟坐下来， 哭了一阵， 又要往外跑，说是要找杨老师去，我使劲抱住他：
“不能去，不能去！”
    弟弟挺直了身子，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不能去？”
    我告诉他：“杨老师好几天没到学校了。听说，他家的周围总有便衣特务监视，
还有人说，他印过‘反满抗日’的传单，和游击队还有联系，日本人怕是不会放过
他哩！”
    弟弟沉默了，使劲地咬着牙，一屁股坐在床上，两手不停地扯着床单，两眼射
着火一样的光芒。
    锁柱吃的大米，只剩下小半碗。妈妈为了使他高兴，特意做成大米饭给弟弟吃，
让我关上门，到院子外边去放哨。忽然，街上有人往后街跑，刚吃完饭的弟弟，也
跑到门口观望。有个同学惊慌地对弟弟说：“锁柱，不好了，日本人来捉杨老师啦！”
    弟弟一听要捉杨老师，全身就像触了电一样，撒开腿，飞也似的向后街跑去。
我在后面追都追不上。
    后街的两旁，站了不少乡亲，都在窃窃私语。一辆两匹大洋马拉的马车，风驰
电掣般向这边驶了过来。前座上，坐着驾车的日本兵。车座里，杨老师被反绑着。
弟弟一看见杨老师，全身像着了火，挤出人群飞跑着追了过去。他没有看到后面还
有一辆马车，坐着松本、日本宪兵和警官，正飞奔过来。马车把弟弟撞倒了，右车
轮从他的肚子上轧了过去。
    马车停了下来。两个警察向这里飞跑着。松本回过头一看，一个小孩横躺在车
轮下的血泊里，已经断了气，小嘴旁边却有一撮大米饭。他严厉地对两个警察吼着：
“大米饭，大米饭，你们看清的？……经济犯，经济犯……”
    两个警察立正站着：“是！”
    松本掀了掀鼻子，向身旁的日本宪兵一挥手，马车“咯吱吱”地驶走了。
    我吓得掉了魂，没命地号哭着跑回家中。妈妈一听弟弟惨死的消息，当时晕了
过去。我又跑到源茂烧锅去找爸爸，爸爸正在劈样子（即劈木柴）。他立刻放下手
里的活儿，急忙和我一起奔到后街。邻居张大爷见爸爸急如星火的样子，拦住他低
声说：“大老郭，你可不能去呀！孩子是死了。你要去认尸，他们会抓你的经济犯
哩！”
    爸爸的脑瓜像遭了雷击一样，一时六神无主，停住了脚步，远远望着弟弟的尸
体，眼泪像雨水似的流泻着，喃喃地说：“柱子，可怜的孩子，是爸爸害了你……
我不该……让你一人在家，不该……买大米给你吃呀……”他悲痛地哽咽着，再也
说不出话来了。
    张大爷拉着爸爸的手：“先回家吧，到晚上，再把孩子偷回来，安葬了。”
    天黑下来了。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星，四下黑沉沉、静悄悄的，只能听到
柳河潺潺的流水声。爸爸妈妈和我，怀着对弟弟无限的怜爱，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
恨，摸索着来到后街。我们指望着把弟弟抱回来。可是，弟弟已从街心被人挪到路
边。电线杆上，挂了一盏马灯。在昏黄的灯光下，站着两个木头人似的警察。噢，
收尸已不可能了，我们一家人低声哭泣起来，就和柳河水在低声呜咽一样……
    骤然，墨黑的天空里，闪电像一把长长的利剑，从密布的阴云中劈刺下来，接
着是轰轰隆隆的雷声、摇天撼地的狂风。
    闪电，惊雷，狂风，既是对无辜死者的哀悼，也是对侵略强盗的控诉……
    1945年的“八一五”，日寇投降了，东北光复了。我念完了师范学校，当了小
学教师。每当清晨和孩子们一起举行升旗仪式时，我总想起弟弟，想起他用一双祈
求的大眼睛，急迫地问我：“姐姐，咱们是中国人，真的吗？”亲爱的可怜的弟弟
呀，你只活了七岁，没有看到祖国的解放。我用内心的声音回答弟弟：“是的，咱
们是中国人；而且，我和我的学生们，都是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了！”
    祖国，伟大的母亲，我们热爱你，和你永远不分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