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柞里子 于 2009-12-10 17:13 编辑 1 N1 d3 t8 ~% Y% p# f$ 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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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里子(司马非马):《孔子外传》网络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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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外传》由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5年1月出版,同年月第二次印刷。尔后又用《孔子》的名称再版过。作者署名司马非马。不用柞里子而用司马非马,那是出于出版社的意思。理由呢?据说是用双姓比较适合。合适什么呢?合适古代。双姓如司马、司徒、司空、上官、欧阳、第五等等,在古代的确比在如今多。虽然如此,双姓其实从来不如单姓流行,古今如一,并无二致。不过,柞里子没同出版社争。俗话说:“端谁的碗,服谁的管”。咱同出版社争不起。再说,柞里子只会懂笔,不懂市场经济。说不定双姓真能促进销售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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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Z3 e2 H8 }9 e1 U' O《孔子外传》原本在第一回之前,有段“楔子”,像《儒林外史》那样。这“楔子”也按出版社的意思删了,原因是要把页数压缩至400页以内。据说这牵涉到书的标价,又是一个柞里子外行的问题,所以,柞里子也照办了。其余零星删节,以及动用其他压缩手段,多得不胜枚举,也就按下不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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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K+ d( T. [: q如今咱既得了自由身,决计把“楔子”给补回来。其余为压缩版而作的改动,也趁便完璧归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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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外传》不是历史,是历史小说。% ~; t8 T) e& D2 C. M
不是历史,没什么好说的。是历史小说,却还可以说几句。
: q$ ]; `* X) z" k2 W6 H6 q# @, c, s首先,什么是历史小说?好像并无定论。一种观点是,应当紧靠历史,不可有些许偏离。另一种观点是:只须需历史背景不差即可。柞里子主第二说。理由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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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历史”两字不过是描述“小说”的定语。既然是以“小说”为本,当以文学为先,而不是以历史为先。就文学而言,除去文彩,须有情节。否则,不见得不是好小说,却必定难觅读者。严格遵循历史,不得有所编造,就难得有精彩的情节。综观古今小说,《儒林外史》大概是唯一情节不精彩的精彩的文学之作。然而,即使是击掌欣赏《儒林外史》如柞里子者,也不得不承认《儒林外史》的读者不多。由此可见,情节精彩还是绝对必要的。况且,《儒林外史》并不是历史,如果严格遵守历史来写小说,情节自然更加无趣,即使文彩不减《儒林外史》,恐怕是更加没有市场。或问:没有市场,难道不能“藏之名山,传诸其人么”?答曰:如今好像不是那时代了。倘若有此想法,恐怕只有感叹生不逢时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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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叫做“历史背景不差”?柞里子自订的规则如下:第一,生活环境不能脱离历史。比如,写先秦,不能出现飞机,汽车,电灯,电话。先秦的男人不能前面剃光头,后面留辫子;女人不能穿旗袍,裹小脚,当然也不能穿高跟鞋,把头发染成橙黄姹紫。 做到这一点,好像不难。其实,也并不见得容易,因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像上面的例子那样浅显易见。有些事情还得做些研究,甚至即使做些研究,仍或不免卷入争论。比如,《孔子外传》中写到孔子骑马。孔子时代的人是否会骑马?这问题就可能会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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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V8 ?; z0 R$ A# F4 @多年前读过王力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只记得文中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事例,企图证明华夏人骑马,是从赵武灵王向胡人学习开始的。赵武灵王是战国时人,晚孔子多年。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写孔子骑马就会成为违背历史背景的纰漏。事实究竟如何?柞里子以为王力之说,绝不足信。从文字上说,“胡服骑射”的“胡”字,其力道只能到“服”字而止,不能贯穿“骑射”两字。“胡服骑射”的意思是:“穿胡式服装骑马射箭”,并不是说:“穿胡式服装,像胡人学习骑马射箭”。(大概是因为谁都知道华夏人早就会射箭,所以,王力把“胡”字的意思加在“服”与“骑”上,却把“射”撇开,更加不能自圆其说。)其实,《左传》已经有“乘马而归”的文字。从上下文气来看,《左传》中的“乘马”,就是“骑马”的意思。隋代学术权威刘炫的注释也是这么解。可如今却有人把《左传》的这“骑马”曲解为“车马”,是否据王力的文章?还是自作聪明?不得而知。总之,写孔子骑马,就极有可能被人误以为是违背历史背景的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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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类硬伤,想起前些时候风靡一时的韩剧《大长今》,大多数观众与评论家一齐喝彩不迭。尤其是一些评论家,几乎把《大长今》吹捧成历史剧的典范。据说《大长今》所写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又据说《大长今》中提到“满汉全席”。连用两个“据说”,不是故弄玄虚,只因既没读过《大长今》的剧本,也没看过《大长今》电视,只是耳食而已。如果柞里子的耳食属实,那么,《大长今》才真正有硬伤。明朝那时岂有“满汉全席”之说?1 Q! p3 X- |: Y! G5 K
2 Y) r# l& C' Z( D c第二,对话的语言不能与历史脱节。怎么做到这一点?颇有些为难。比如,先秦人怎么说话?如今已经不甚了了。即使能从《左传》,《论语》以及先秦诸子中寻觅出一些蛛丝马迹,想要模仿,绝对失败。首先,必定模仿不像。魏晋时有学问可以车载斗量之流伪造《尚书》,终因文气不似而被后人识破。魏晋之时的高人已经无力模仿,何况今时今日?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模仿成功,试问用先秦文言写出来的对话,如今有几个人看得懂?所以,即使成功,终不免失败。怎么处理呢?柞里子的主张是:应当避免产生于现代,尤其是产生于当代的用语。比如,写先秦人对白或者自白,可以用“爱国”,不可用“爱国主义”;可以用“太平”,不可用“和平”;可以用“反贼”,不可用“反革命”;可以用“后会有期”,不可用“再见”,更不可用“拜拜”。如果听到孔子説什么“从逻辑上讲不通”,那就当真是从逻辑上讲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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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但凡有确实历史记载的事情,不可凭空篡改。比如,孔子是鲁国人,不可写作齐国人。楚王曾经想用孔子而终究没有用,不可编造孔子如何在楚执政。孔子有子女,不可说孔子无后。至于史无明文之处,则不妨根据历史背景予以发挥。比如,《孔子外传》中写到孔子纳妾。那时代的卿大夫大都纳妾,虽然史册并无孔子纳妾的记录,却也并无孔子不曾纳妾的记录,所以,写孔子纳妾,就是根据历史背景而作的发挥,不能算是偏离史实。7 g, |7 x4 Q+ c+ z$ }5 b
* n3 f. o$ |/ p( Z* C第四,小说的主角须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最好是历史名人。如果不是名人,随便写个张三李四,其人其事其言,皆无案可稽,真实性就难以确定。就这种意义而言,《大长今》不能算是历史剧,就像《水浒传》也不能算是历史小说一样。《水浒传》中的宋江虽然确有其人,却很难说宋江是小说的主角,充其量只是主角之一。还有一种小说,人物虽然真实,故事却离奇荒诞,去现实过远。比如《封神榜》。这样的作品,也很难以历史小说目之,不妨称之为历史幻想小说,与科学幻想小说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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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7 p1 D3 m( N为什么写孔子?因为一直觉得孔子的形象被歪曲了,希望能够有机会还孔子以本来面目。谁歪曲了孔子?“五四”时代的好汉们有过歪曲孔子的企图,文革那会儿的英雄们也打过歪曲孔子的主意。不过,好像这两拨英雄好汉都不怎么高明。虽然攻击孔子不遗余力,却始终未能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新的孔子形象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孔子还是那个老样子。什么老样子?须发皓白,满额皱纹,背略驼,腰略弯,眼呈慈祥,面带和气。数年前为写作《孔子外传》找点儿实感,特地去孔子老家曲阜走了一趟。从济南乘车南下,沿途见到几处石雕作坊,雕的清一色都是孔子,这不足为奇,本在意料之中。家在孔子陵下住,不靠孔子吃饭,靠谁吃饭?令人遗憾的是,石雕千尊一律,也都是那个老态龙钟的样子,好像孔子从来没有年轻过。为什么都雕成那一个样子?有人说,那是孔子的标准像,渊源于明朝的一幅孔子画像图。这话不能说错,是有那么一张画,相信很多人都见过那画的翻版。不过,窃以为就这么简单地归功于那位无名氏画家,恐怕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到明朝那会儿,孔子其人,套用一句老子的话来说,不仅是早就死了,而且是连骨头都早就朽了。那会儿的画家怎么可能知道孔子长什么模样?所以,那张画像之所以会被广泛地接受,视之为标准,与其説是因为众人信其逼真,不如説是因为那张画上的形象正好与众人心目中的孔子不谋而合。8 Q6 c" T6 p- G. `( W7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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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形象是经小说或戏剧造就的。比如,吕布永远是白面小生,诸葛亮永远是中年须生,就是因为《三国演义》以及由《三国演义》派生的戏剧所致。其实,以实际年龄论,诸葛亮只配作吕布之子。至于孔子形象的产生,则并非如此,恐怕首先是受累于孔子自己提倡的“中庸”之道。在不少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之中,“中庸”等同“模棱两可”,“调和折中”“与世无争”,“忍气吞声”,“唾面自干”,“宁人息事”,“以德报怨”,“抹稀泥”,“捣浆糊”等等等等。如此这般修养,年轻人血气方刚,难得办到。于是,孔子就只配扮演老生这角色了。9 p8 s R5 C6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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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庸”并不是这些意思,孔子也并非是没有棱角的人物。就拿“以德报怨”来说吧,这其实正是孔子所反对的。《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弟子问:以德报怨如何?孔子答: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倘若以德报怨,将何以报德?即其明证。$ A: X4 W& ?! t5 ^$ ^
: C, U* J+ A9 U& H! l% Y& d% c6 U其次,则恐怕是受累于后世尊孔的儒生。既然尊孔,捧孔子之徒,大都是皓首穷经,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难道被这些人尊,被这些人捧的孔子不应当也是这个样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但凡这么想的人,都忘记了孔子是礼乐射驭书算皆能并善的文武全才。其实,在孔子那时代,贵族一律接受文武全才教育与训练。如果说孔子有什么不同,仅在于各项皆精而已。像后世的书生,或如今的知识分子这类以读书为业的人,在孔子的时代根本不存在。明朝的那幅孔子立像,正是因缺乏历史观念而产生误解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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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孔子的形象?窃以为应从《论语》入手。《论语》虽然并非孔子自己的作品,其为孔子再传弟子所辑,无可置疑。而且所辑孔子言行,朴素原始,为真而不为伪,显而易见。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如今广泛接受为孔子的观点,虽然见诸《论语》,却恰好是孔子所批判,所反对的观点,而并非孔子所鼓吹,所主张的观点。比如,“以德报怨”,上文业已提及,此不复赘。比“以德报怨”更为众人所乐道的,有“三思而后行”与“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三思而后行”是季文子的行事准则,是孔子公开批判过的观点。孔子主张“再思”,反对“三思”。“三”与“再”,当然都是比拟之词。“三思”,意在“反复推敲”,“慎之又慎”。“再思”,意在“戒浮戒躁”,“当机立断”。“三思”,正符合被误解的“中庸”,“再思”,才是孔子所主张的“中庸”。“为富不仁”与“为仁不富”,是阳货的话,阳货是孔子的死敌。1 O- P! Y- ~0 ?2 F% N; x
4 D/ L3 Y8 s* c/ S孔子对于致富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其一,致富为人所共有的欲望。其二,致富须以道,不能不择手段。其三,治国,当以致富为先,以礼教为后。其四,贫与富,与道德无关。“贫而乐,富而好礼”,是孔子心目中的最高个人修养标准。如果孔子如阳货一样,认为“为富不仁”,孔子的大弟子之中又怎么会有极善发财致富的子贡?富如子贡,贫如颜渊,同在孔门问道,正是孔子不以贫富衡量人物道德的铁证。4 [8 I. b8 `4 b2 v
2 _& q( {) a" L另一个被人广泛误会的观点是“忠君”。孔子所谓的“忠君”,并非后代儒家所谓的“忠君”。区别何在?其一,孔子主张的“忠君”,是一日为其臣,一日为之尽心效力。后代儒家所谓的“忠君”,是一生一世,只效力或者效死于一姓。孔子在鲁不得意,去而之齐;在齐不得意,又去齐返鲁;在鲁再不得意,又去鲁而奔走于卫,陈,蔡,楚。如果衡之以后世儒家的“忠君”标准,那么,孔子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复小人,连冯道都不如,何“忠君”之有?其二,孔子主张的“忠君”,是有条件的。什么是孔子的条件?孔子説:“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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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Y8 _2 U+ T' c! p" F& N换言之,如果为君的不遵守使用臣下的惯例或规则,那么,为臣的就没有“忠君”的必要。后世儒家鼓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见后世儒家所谓的“忠君”,是无条件的。二者之不同,判若泾卫。孔子之所以不得志于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遭到齐相妟婴的反对,而妟婴提出的主要反对理由,就是说孔子鼓吹的儒道,代表不忠君的思想。可见孔子以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当时不仅并无“忠君”的形象,而是恰恰相反,代表着“不忠君”的潮流。) C+ R! o7 ?4 ~, Z8 q
) t: q$ V5 B8 q% S, y B% S5 _自汉以降,历代帝王大都把孔子放在庙里供起来,与孔子厌恶鬼神的思想背道而驰。如今则把孔子当作教育家,这话虽不能说错,却也并不合孔子之意。孔子之志,其实在立功立德。开门收徒,传道授业,显然属于“英雄末路”。倘若志在当个教育家,在家里开馆就可以了,何必辛辛苦苦四处奔走于诸侯之庭?8 B* V9 `5 a- v: 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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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孔子外传》的目的既然在于恢复孔子的真实形象,对于以上种种误会,行文之时自然都尽力予以澄清。此外,《孔子外传》着重描写孔子的青年,中年,于晚年则着笔甚少。意思也正在树立一个非老年的孔子的形象。可惜出版社并不理解作者之意,封面上的孔子不仅是一老叟,而且正在给弟子上课。俨然一个老好教育家!, o5 @6 z7 }3 C4 G5 U6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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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的身世与行迹,当以《左传》与《史记》为准。《史记》中明确记载孔子为私生子,后世腐儒企图掩盖,作过种种曲解。其中最为流行的当数《孔子家语》的说法。真本《孔子家语》早已失传,究竟写了些什么?无从得知。即使真本在,也不过是后人的历史小说创作,不足为凭。如今流传的《孔子家语》,是晋人的伪作,除刻意掩饰孔子为私生之外,还编造一些神化孔子的故事。这么一本毫无可取之处的伪作,如今却大量发行,不明其中奥妙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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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d" R" Z* A《孔子外传》对孔子的身世,在《史记》的基础之上,作了一些合乎逻辑的推测。比如,说孔子之所以能返回孔氏家族,是因为孔氏家族若不接受孔子则必令孔氏无后。这推测的历史根据是:孔子曾替孔子之兄嫁女。倘若孔子之兄尚在,其女之婚嫁何可由孔子经手?/ C: G. n! S. R7 i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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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外传》既然是如上文所定义的历史小说,很多故事与细节当然都不见诸史册。不过,但凡涉及历史的大事,其演绎的部分也都如推测孔子回归孔氏一样,不是信口开河,凭空捏造,而是合乎逻辑的推测。惟其繁多,恕不能在此一一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