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陕西人,没有不好吃面的。
尤其是陕西的男人,几乎每天都离不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奶奶家在岐山,祖上传下来有一种叫“岐山臊子面”的吃食。
父亲从小吃到大,也不腻烦,成家以后,硬是磨着母亲偷师,学会了奶奶的祖传。
岐山的臊子面很有讲究:面条要手工擀制,讲究“薄、筋、光”。所谓“薄”,必须薄到剔透,而且不能太容易断,要求面条“筋”道,挑起来有弹性,还要洁白泛“光”。
臊子是陕西面食中的精髓,不同的材质做成不同的臊子,不同的臊子,把面食分成了不同的种类。比如,最常见的“西红柿鸡蛋面”,就是以西红柿炒鸡蛋作臊子,而“牛肉面”则是以牛肉为臊子。其实,这“臊子”就是拌在面里的配菜或辅食,一来均衡营养,二来调味添香。
家传的这种,是用胡萝卜配上猪五花肉烧炖而成的。因为是岐山县特色,故称“岐山臊子”。
好的臊子,口感须是“酸、辣、香”。臊子的制法比较复杂,而且极费心思,里面的瘦肉要炖的入味但不柴,肥肉须得入口即化,不油不腻才行。母亲一般每周炒一次臊子,制成之后放进冰箱备用,什么时候想吃,只要剜出一勺放进碗里,配上洗净的老豆腐、切丝的蒜苗,用沸腾的面汤泼在上面,再把煮熟的面条捞进汤里即可。
陕西人家里备有很多超大型的碗,称为“老碗”。每次父亲吃面,都是用这种碗。那碗口比脑袋还大,盛着一钵酸辣的汤汤水水,冒出腾腾陈醋的香气,刺激着人得味蕾,不由得口水就流下来了。
碗里艳红的辣椒、胡萝卜,莹白的面条、豆腐,拌着香气在一老碗汤水里翻飞漂浮,时而冒出,时而沉下,煞是诱人,引你不住的寻觅打捞,乐此不疲。偶尔捞上一块肉来,便觉得欣喜异常,仿佛此间的享受,不只是美味食物,而是那找寻过程带来的惊喜。
有时请朋友吃饭,大家腻烦了外面的吃喝,就到家里来亲自下厨,七手八脚的搞些简易的家常菜,热热闹闹的吃一番,说笑一番。
每每酒菜告罄之时,众人会大大咧咧的哄着,要吃家传的臊子面。母亲便挽起袖子进厨房,不一会儿,面条出锅,老碗上桌,满屋子弥漫着臊子的香气,夹杂着朋友们吸溜吸溜吃面的声响,光听声音就是一种享受。
难怪含蓄的日本人会在吃面时尽可能的发出极大的声响,以示对美味的赞许。
可惜我很少吃面。
起初只是不喜欢它的简易,后来却因为家里天天都做面条,自己不得不吃,硬是把这不喜欢逼成了厌恶。
忍受了许多年,终于盼到了离家读书另起炉灶的那一天。
在外上学的前两年,我从来不沾面食,尤其是下在汤里,切成条状的面食。那种深恶痛绝的程度,让许多同窗误认我为南方人。
我一向以为人的口味好似性格,一旦形成极难改变,就像自己对面食的抵触,贯穿了整个幼年、童年、青年时代,虽然家里每天吃面,离家后周围的同学也天天吃面,我却自始至终不为其所动,固执的坚守着自己的饮食习惯。
学校东边有一条小吃街,每到周末我们会三三两两的去哪里聚餐,美其名曰“改善生活”。起初是几个室友同去,后来大家都有了男友,纷纷“见色弃友”、出双入对了。
我的男友钊是个典型的关中汉,他对面食的热爱,丝毫不亚于我父亲。我们常常去一家叫做“老六面馆”的地方吃饭,据他说,这条小吃街上的面馆,他挨个鉴赏了一遍,就属老六家口味正宗。
关于面食我着实没有什么研究,也辨别不出好赖,只觉得天下面食,到我口里一样的味同嚼蜡。好在我对食物的要求一向比较粗疏,只求填饱肚子,就能茁壮成长。加上我深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封建思想荼毒,为了捍卫我小鸟依人的秉赋,隔三岔五陪着钊吃面,渐渐的就在老六那里混的熟络了。
那年夏天,中国队参加世界杯,学校的电视收不到傍晚那场球赛,这可急坏了我俩。钊无意中发现老六的馆子是个看球的好去处,于是,只要有比赛,我们就去吃面。一碗面加上一瓶啤酒,钊能吃满整场球的时间。
老六体胖,肚皮的形态尤为可观。夏日闷热,一到傍晚老六的馆子里就聚满了附近的男人,一为吃面,一为看球,主要还是图个热闹。这时候老六的肚皮就开始闹意见,脂肪太厚,像捂了层棉袄在身上,稍一动弹,汗立刻啪嗒啪嗒地砸在水泥地板上,老六便把宽大的汗衫掀起,极不文雅的露出一块肚腩,得意洋洋的腆着,一边看球一边唠叨偷懒的小伙计。
老六是个爽快人,讲一口陕西话,乍看粗俗不堪,其实心眼实在,记性尤其好。一般顾客,只消来上几次,老六就会记住那人的口味,并且热情万分的招待,因此,这里老顾客很多。
老六面馆的臊子面种类驳杂,基本上囊括了本地人爱吃的品种。招牌主打的是牛肉臊子面:将牛肉、土豆、胡萝卜、豆干切丁配青菜、鸡蛋炒熟,拌上筋道的“菠菜面”,喷香。
店小利薄,所以不大讲究饭食的卖相,一碗面端上桌,给人强烈的粗犷感,像老六的性格,充满了西北之风,但是,吃过老六牛肉面的人,没有不夸赞味道好的,就像老六的顾客,一来二去之后,都喜欢上了他大大咧咧的豪爽。
牛肉面有大碗小碗之分,我通常吃一小碗即可,钊须得一大碗才能饱。
我们一进店门,老六先端上面汤两碗,命令一般简洁的道:“坐。”
两人坐定,老六照例会问:“还是大碗牛肉面?”一句“还是”让人觉得亲切极了。
钊点头。
老六看看我,依然对钊说:“媳妇儿呢?”
“跟平时一样。”钊答。对于老六称我为他的“媳妇儿”,钊置若罔闻,其实暗自窃喜。
我在一旁沉默不语,伪装小女人状,心里一样甜滋滋的。
因为看球赛的缘故,一到黄昏,小面馆就人满为患。我们摸清了规律,一般提前半小时来,占据一个靠近电视的位置,并不急着吃面,而是和老六天南海北的瞎唠。
钊和老六极其能聊,看球也是一样的球品,喜欢大呼小叫,我私下嘲讽他们“臭气相投”。
然而这俩人嗓门虽大,词语却匮乏的可怜。每遇精彩之处,他们就拊掌击节:“好球!”;如果良机错失,则会引来一声长叹,大骂:“臭脚!”永远不变的两句,一副忘我的豪迈做派。
老六面馆养了一只鹩哥,羽毛漆黑,口齿伶俐,掌握三国语言。只要以食诱之,它必定竭力发挥,从“你好!”“Hello”一直嚷嚷到“莎扬娜啦”,有时候还学着老六的陕西腔训导少主“二宝!(老六之子)咋回事!写作业去!”逗的众食客哄堂大笑,把“鸟为食亡”演绎的淋漓尽致。
鹩哥常常陪老六看球,老六一激动,它也跟着凑热闹。由于老六评球语言贫瘠,鹩哥很快就摸准了主人的脾气。只要老六一击掌,鹩哥就赞“好球!”老六一叹“唉”,它就抢白“臭脚!”生生的把老六后半截儿话噎了回去。
店里的客人都爱这鸟,它一发话,就招来笑声一片,客人一笑,老六就开心,老六一开心,鹩哥就有美食到口,是谓“三赢”。每晚看球,有了它的倾力表演,即使输的再惨,众人也没有一个急红了眼的,都在鸟儿一声“臭脚”的调侃中,散了怒气。
这是一段简单快乐的日子。毕业前夕沉重的压力,在老六面馆的笑声中轻松抖落。
渐渐的,我习惯了每天去老六家吃面的生活。对面食的排斥在那种令人开怀的氛围中,一点一点的淡了,淡了,更淡了。
好景不长。
临近毕业,钊联系好的单位突然把他踢了出来,听说一个有个“某长”的女儿霸占了当年唯一的指标。几番讨要说法未果,钊只得妥协,天天奔波于人才中心、招聘会,期待抓住残存的机会。
傍晚,他通常回不来,我在学校的食堂凑合着吃点,似乎很久不去老六面馆了。
有时候在食堂里吃着吃着,会听到鹩哥喋喋不休的聒噪,老六震破鼓膜的大笑,还有众人看球时纷纷叫好的声音,突然就觉得一切好像做梦一样,近在咫尺的、遥不可及的,都藏在某一个地方,或虚幻或真实着。
我的工作定了下来,在城市另一端的一所学校里教书。
钊最终还是没能留下,即将回他的家乡去。用他的话说,六月底找工作,好比癌症到了晚期,医与不医,结果都是一样,不过是和魔鬼比脚力罢了。
钊对我说:“并非我不想要你,而是这里不要我。城市里人太多,挤挤挨挨的,谁都不肯出让一个立锥之地。”
听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一年小麦成熟的季节,钊带我去他的家乡玩。
站在田间地头,一大片旷远的土地,满眼都是金灿灿的麦田,颗粒饱满的麦穗在清风里频频点头,麦浪滚滚,丰收的麦子和城市里的人群一样,也是挤挤挨挨的,可它们却还是给人留着立足的田埂。
它们比人宽容。这些生命,收割下来去麸磨粉、和团切条、煮熟调味,就是面条,吃下去实实在在,很饱人。我也开始快要爱上这种吃食了。
然而,生活就是这样,当你自诩为此改变了自我时,那些令你改变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
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钊。只是每次家里吃面条,就会想起那时的牛肉面。很想回去看看老六,却不知此间瞬息万变,“老六”是否依然?
终于有一天,从面馆路过,忍不住踱进店里,挑了熟悉的位子,刚刚坐定,老六就一如既往的迎了上来。
“还是小碗牛肉面?”一年多没来,老六却并无丝毫生分。
“嗯。”
“大钊忙着呢?”老六漫不经心的和我搭话,我支应着,并不回答,他也不再刨根问底。
有些对白也许并非为了索要答案,只是穿梭于空间中,让周围不至于太寂静而已。
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临走的时候,老六仍旧说:“慢走不送啦,常来啊。”
跨出门槛,我蓦地瞥见廊檐上挂着的鸟笼,鹩哥还在,不言不语的立在笼中,安静的仿佛沉沉睡去。
但总有些什么,物是人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