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偶得（说，说话，说真话）

浪淘沙

说，说话，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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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的汉语可是太多了：有冤要伸，谓之讨个“说法”；劝人顺从，谓之讲究“说辞”；乞求开恩，谓之代人“说情”…… 人从出世就会说，一直说到咽气。不过也有例外（数目不详，未必是少数）－－作家沈从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沉默不语，只有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他连“说”都懒得说了。不过他老先生生不逢时，赶上军阀混战，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也许还要算上反右，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可不能称“乱世”，只能说是永远正确的共产党的一点小失误）。而今盛世，沉默是不合时宜了，更有人鼓励大家要说话，而且要说真话。这不，《南方都市报》一吟撰文说（以下原文照录）：

  }: _4 l+ m! m“武汉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武汉市委书记陈训秋却当场建议现场的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为何要请走录像？陈训秋一语中的：'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讲真话了。'原来，陈训秋思索的是要让人大代表讲真话，他是要创造让人大代表讲真话的氛围。是的，在摄影机、录音机正对着的时候，不能说就听不到人大代表的肺腑之言，但确实会有影响。而请走了摄像机，大家无拘无来，融洽气和，真心话更容易从心理流出。为官的要求人民讲真话，首先官员自已要带头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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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O% O  _1 O$ t6 B# J% q这倒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难道人大代表不说真话是因为怕录音录像？若都如此请走记者，人民代表大会岂不成了闭门谢客的秘谋小会了吗？人民的知情权又何从谈起。在古时的专制制度下也没几个人敢说真话，那时又何尝有什么录音录像呢？可见录音录像与说真话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况且不许记者录音录像也是违反新闻法的－－嗨，好象还没有新闻法吧。如此说来，真有必要研究一下“说”这个问题。人活着总是要说的，说的当然是人话，而不是什么低人一等的动物的鸟语。至于这“话”嘛，权且可分为真话和假话。当然，幼儿园的小朋友也知道说真话好，说假话不好，所以才会有“皇帝的新衣”这样的故事。但是且慢，真话一定比假话好吗？“人总是要死的”肯定是句真话，可是这样的真话能对奄奄一息的病人反复唠叨吗？战争时若被敌人俘虏，宁死不说真话的是英雄，说了真话的倒是叛徒。而咱们平民就更没必要总说真话了。“癞头儿子自中意”，这样的假话母亲爱说，儿子也爱听，对他人也没有损害。好象也没有什么法律来禁止这档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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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人，在有些场合是必须说真话的，这是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比如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而且他们说的真话还不能是个人的真话，而必须是代表选民的真实意志。说到底，如果人大代表的“真话”扰乱了我们“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他们也不过是选民的传声筒，文责自负的也应该是广大普通选民。那么，人大代表为什么还怕说真话呢？（说大话，空话，假话似乎已成了人代会的标志，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否则也不用市委书记费尽心思鼓励人大代表说真话了。）其实这道理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怕报复，怕秋后算帐。三家村，庐山会议等等的历史教训犹言在耳，想想吴晗，彭德怀们的下场吧。“百花齐放”变为“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更使人惊若寒蝉而“百花齐喑”。如今世道不同了，但这样的事不能说没有吧。要不举报渎职腐败为何还要匿名呢？事实上，既使撤了录音录像，还可以作笔录嘛；就算不作笔录，还可以有人打小报告嘛；就算说真话的人深得民心，无人打小报告，还可以搞个“莫须有”嘛。反正要想整人，何患无辞？要不也就不会有岳飞，于谦的冤死，张志新，遇罗克的就义了。只怕有了录音录像的证据，要捏造还难了点呢。可见，只要没有相应的法律（包括执法，以及全民对此的认同－－这也是立法执法的基础）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想要人大代表说真话，这难度还真不可小看。

( |. C8 {/ `9 d. m! C: f君不见，沈阳慕马大案的案发前，慕市长在沈阳中级人民法院的同伙是何等嚣张跋扈，法律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整人的工具。可是因为慕马案发，正在参加沈阳市人代会的中院院长贾永祥突然被“双规”，于是第二天由他人代为宣读的中院工作报告“出人意料”地没有被人大代表通过（好像政府的工作报告必须被通过才是正常的）。很显然，当慕市长，贾院长大权在握时，他们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年年被“顺利”通过的。同样很显然，有不少人大代表其时是说了假话，投了违心票的。可是一俟顶头上司事发，这些人大代表立马第二天（快啊，只思想斗争了一天，就改做好人了）就齐刷刷调转枪口，改说真话了。他们一夜间变勇敢而不怕报复了吗？－－非也，乃当权者倒台了之故（如若贾院长是高升了，只怕这工作报告还要全票通过了呢）。可见权大于法可不是说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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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人大代表说假话也是迫于无奈，他们其实并不怕什么录音录像（沈阳中院的工作报告未被通过不照样上电视报道吗？）。他们最怕的还是竭力鼓励他们说真话，拍胸脯承诺不录像，不记录，不打小报告，不搞莫须有的当权者。可是却有人称颂这些作秀的当权者是“一语中的”，“官员自已带头讲真话”。这是这些“长”们的真心话吗？难道这些“长”们真不知道人大代表为什么不说真话的真实原因吗？天下乌鸦好象也不是一样黑的－－且看美国的当权者，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真心话：我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也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我情愿将自己捐献出来，作为一次伟大实验的对象……以证明所谓舆论自由与治理有方的政府互不相容这一借口的欺遍性。”[1]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事实上，仅靠总统一人是不能保障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的，其基石是法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有关宗教信仰的法律或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也不能制定任何法律来剥夺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或者剥夺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和向政府请愿要求纠正不公的权利。”[2]只有当每个中国人都意识到这一天赋人权的正当性，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嘴上通快，而是保障个人切身利盖的法律基石，并且敢于为此不惜流血牺牲地奋斗，而不是唯唯诺诺，为眼前的利益而默然承受不平－－只有到这时，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所有人(包括人民代表)才能放心大胆地说，说人话，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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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h  y4 _$ v9 y可是我们有的知识分子不仅不去承担“社会的良心”这一责任去“启蒙”老百姓，，反而鼓吹中国只讲人情(治)不讲法律的传统“并不总是有损公正和效率的”，赞颂中国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不说真话，不敢反抗是“承受和缓解危机实有丰厚的习俗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还嘲笑老外用计算机统计数据来预测中国的崩溃是“拿不准中国的脉”。[3]可叹现在我们的位高权重者做秀的本事是日日见长，怒斥下属官员腐败的“清官”日日见多，但“仗照打，舞照跳”，倒是闯进中南海大闹舞厅的彭德怀现如今是不大会有了。于是老百姓只好日复一日地“承受和缓解危机"而不知什么是“启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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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w2 o6 |当然，希望总是有的－－列宁说得好：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望作秀者觉醒，望人大代表们觉醒，更望平头百姓们觉醒。

200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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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S. D4 ]; j0 F' q" h: \[1] 刘念国，《国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2] 英文原文为：U.S. Constitution First Amendment - Religion and Expression: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 }, M  P# B) f/ Z- Z0 u# ], L& I' Z: n[3] 韩少功，《人情超级大国》
( K/ G: W$ r) j8 l* D; x[4] 指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Enligh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