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偶得（比较“商人”）

浪淘沙

比较“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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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比较热门，它是通过比较东西方的文学来研究文化的差异。这使我想到能否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商人，或者说商业呢？现实的例子俯拾皆是，信手拈了两例 － 虽说是比较中西方，但都发生在国内，都有关于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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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发生在杭州，说是有一幢竣工多年的大楼无人使用。经记者查访，原来此楼旁一有车辆驶过，楼内之人便觉大楼摇摇晃晃，吱吱作响，于是无人敢用。如此危楼只有拆除。不料拆房的民工又向记者诉苦说亏了老本。原来建筑业内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拆房不给报酬，由拆者变卖所得建筑材料谋利。结果此幢大楼所拆得的钢筋不及正常建筑的三分之一，标准“豆腐渣”工程。于是深入追查，相关部门一路推皮球下去，最后竟查得为私人无证设计，无人肯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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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6 D" q) F; l; b, `一则发生在上海，说是一家单位突然收到英国某一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来信，颇觉莫名其妙。细看才知，原来这家单位所在的办公楼为此事务所八十年前设计，目前己到了使用年限，特来信询问使用状况，以备事务所整修备案。虽说我是行内人士，闻听此事也颇感惊讶。八十年前的设计人、施工者估计皆己作古，可是这家英国事务所仍然兢兢业业地为这一工程（远在海外，且早己改朝换代，变了主人）负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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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国内只建完十几年的大楼就会找不到图纸（虽说是少数，在国外建筑界也是不可想像的），铺了才几年的马路也找不着管道位置图，导致施工时经常挖断地下管线，人为地断水断电，损失颇大。两相比较，中西方对商业信誉（credit）的态度和保证商业信誉的制度差别之大凸然而现。这样的巨大差异是怎样形成的呢？或许我们可以追溯到古时商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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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欧州商人的起源。古希腊、罗马时欧洲零星的商业活动被日耳曼人（Germans）和匈奴人（huns）的入侵和破坏长久地打断,八世纪时又遭北欧海盗（vikings）之灾。而经过中世纪最初几百年农业生产的发展，城镇商品流通程度的提高，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逐渐出现了早期的商业活动的复苏。但是这时的欧洲商人就象他们所住的城镇一样孤立，是被摈弃在欧洲社会的主流之外的。教会认为“富人进天堂要比一头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It's easier for a camel to go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than a rich man to enter heaven）。但商业活动必不可少，又因为犹太人与莱文特（Levant，地中海东部地区，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的密切联糸，卡罗林加王朝（Carolingian，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故意鼓励犹太人从事商业贸易。因此犹太人可能是真正意义上欧州最早的商人。但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增长，商业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期间，犹太人在商业上的位置逐步被地中海的意大利商人所取代。这时城镇的行业协会（guild）将犹太人排除在外，因为入会宣誓是基督教的誓言，而犹太教是异教。于是犹太人只能去从事无人愿干的银行和借贷业务（这也是以后在世界各地许多犹太人都干这一行并发了大财的原因）。到十二世纪末基督教的商人己经控制了欧州的商业和财政命脉，而犹太人甚至被排挤出银行和借货业务。加上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的迫害犹太人的浪潮，犹太人终于开始浪迹天涯。

0 e, F) m$ y) N( U: ?再来看看中国商人的起源。其实这个“商”字己经说明了其来源于商朝。武王伐纣，灭了商朝。至周成王年幼，管、蔡二叔（武王之弟）与纣王之子武庚联兵反叛。周公东征平叛后，将洛阳建为军事要塞，称“成周”，“成周既成，迁殷顽民。”这些殷商的遗民被集中于洛阳，在监视下生活。他们既无政治权利又失去了土地，只好去做买卖。买卖人被周的贵族所看不起（恰如欧洲的教会看不起商人），庶民种地又不能经商，商业活动又为社会需要，于是经商就成了这批“顽民”的主要行业了。于是“商人”（殷商的遗民）就渐成了生意人的代名词。由此可见中国商人的起源与犹太人同出一辙 － 都是劣等臣民而被人看不起，受压迫，被逼经商。所以现在风光无限的商人的祖先在当时可是灰头土脸的。后来周人中有些贵族也开始经商，逐步取代了殷人，商人一词才成为了专称。及至春秋，郑恒公对周人很友好，并带一部分周民迁洛水以东，立国于新郑。所以郑国的商人在当时是很有名的。比如郑人弦高用十二条牛犒劳偷袭的秦军，使其不敢攻郑。另外，郑国地处交通要道，为齐楚秦晋争霸必夺之地，但郑人反而借战争转运各国商品，在经济上大为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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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8 G6 ?4 E* i2 d2 l5 J极为巧合的是，当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基督徒在莱文特与穆斯林苦战时，取代犹太人的意大利商人，如威尼斯人（Venetian），热那亚人（Genoese），和比萨人（Pisan）的舰队为基督徒转运物资和增援，从而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大发其财。在利用地理位置和战争机会上，郑国商人与意大利商人水平相当。可是如此相似的起源为何在以后的演进中一个种瓜得瓜，一个却种瓜得豆呢？西方商业活动的演进函数在一千年后达到了一个均衡点：诚信为本，而中国商业活动的演进函数在二千多年后却达到了另一个均衡点：无奸不商。就如同是亚当（Adam）的儿子，亚伯（Abel）牧羊并心地善良，而该隐（Cain）种地却满心邪恶。所以我们应该去看看起源之后的发展。

/ s/ u' `# A' u0 S在地中海贸易的发展中，意大利商人和拜占庭商人，穆斯林商人共同发明出一整套规范贸易的制席。首先是信誉的概念（The whole idea of credit）：基于将来预期收益的借钱行为。有良好信誉度的投资人以信托（的确是信：letters of credit）的方式担保旅行商人的冒险生意。其次是支票（bill of exchange）：它使商人免去在旅途中携带金银币的麻烦与危险，就如我们现在使用的旅行支票。再次是保险公司的概念（the concept of backing company）：这个公司由一群商人组成，他们联合投资几种货物，但用几艘不同的船运输，而不是只有一艘船一种货。这样当有一艘船遇险失事时，其它船的利润就能弥补损央。另外银行业也是当时发展起来的 － 为了兑换各国的货币。Bank这个词就来源于意大利语banco，等于英语的bench。当时的“黄牛”就坐在长凳上用尺和秤来兑换钱币。这套贸易制席后来为大多数西方国家所遵循，是西方的现代信用制度的原型。正是在这套制度的保证下和教会，王权对商业的支持下，信用的概念深入人心，使其成为西方商业活动的原则和routine。

而中国在秦始皇羸正和宰相李斯支持商业活动后，商业和商人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历代重农抑商的中央政策下，中国再也没能发展出一套可与西方相媲美的贸易制度，直至清中期的大思想家龚自珍仍执“重农桑，抑贾人”的观点。于是就有巴结高官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有山西票号的倒闭。其实这一结果早被二千年前吕不韦的故事所预言：战国末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于是，吕不韦以重金贿赂华阳夫人，使异人被立为秦国太子后为秦庄襄王子楚。其子即为秦始皇赢政。吕不韦因而官至宰相，获利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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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论中西方，在商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商人和商业活动都是被厌恶和抑制的。因此我认为对商业的人为好恶并不能决定商业自身发展的轨迹，它有自已的规律可循 － 这就是信用制度。正是有这套制度的发明保证了商业活动以后的演进超越了人为的控制，也即它被所有人默认而成为自然法则，因而高于王权和教权。但中国为什么没能发展出这套制度呢？据我的猜测，这很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也即西方和中国在三岔路口分道扬镳，前者幸运地走上午了康庄大道，后者不幸地钻入了死胡同。

十一和十二世纪的意大利还是四分五裂的（统一是近代十九世纪的事）。其南部是诺曼底（Normandy）人的西西里（Sicilies）王国，中部是罗马教皇的属地，北部是仑巴底人（Lombardy）分散的城镇。中北部的意大利，后来包括十三世纪的西西里，名义上是属于德国的霍恩斯托芬王朝（Hohenstaufen）的（德意曾为一家是二战时德意法西斯勾结的渊源）。但经过德皇亨利十五世（Henry IV）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那场封地权之争（实际是王权与教权之争）以后，意大利中北部的城市实际上己脱离了王权的控制，成了一个个自由的城邦国家（类似古希腊），如威尼斯，热那亚等。这些城市自治共和国由商人和贵族冶理，实行行会共和制（guild republic），自主贸易，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与其它城市竞争，甚至战争。于是为了规范贸易秩序，求得各方的最大收益，信用制度应运而生，意大利商人因此不自觉地求得了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可以说信用制度是在当时意大利特殊的政治、经济、地理条件下偶然产生的。但它一经产生就显示了它符合商业活动内在规律的优势，在长期的演进中形成了路经依赖，最终成了现代西方社会运作的基石。它所产生的温床关键在于当时王权的削弱。但当时的意大利人并不看重信用制度和自由的贸易秩序，反而希望恢复王权来抑制各城邦之间的争斗和无政府政态。结果酿成了德意历史上有名的教皇党（Guelphs）与保王党（Ghibellines）之间的战争。可见人的主观意志，甚至是多数人的意志（我们称之为“民主”）在某些时候并不代表历史的真理，当然这需要时间来检验，所谓马后炮（Monday-morning quarterback）是也。

2 _5 ?2 q+ C8 @而中国王权的不断加强与巩固恰与西方形成鲜明对照。这可能与中国过早的统一和高程度的统一有关系（而这可能“得益”于中国的地理条件：少有自然障碍物，土地肥沃）。商周之朝商人和商业活动萌芽时，欧洲还是一片蛮荒之地。待到一千多年后欧洲的商业复苏时，中国己是王权高度集中的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经汉唐的发展，已被宋太祖赵匡胤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正是从此中国开始积弱（相对于境外的强敌），这并非偶然。而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高度统一的文化长期窒息下，中国的商业从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商人也没有独立的地位，才会去依靠政府官员而求得生存。中国的商业活动在这样苟延残喘的状态下不断在低水平徘徊，也就根本无法产生出信用制度这样的契约博弈（trade off），只能靠中央安排，于是人亡政息，永远原地踏步。于是中国的商人只能被迫无商不奸，才有毒大米、激素猪、下脚油的横行。这其实无关于商人的道德品质。任何理性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都会做此选择。

当然我并非就说西方没有奸商，上上个世纪的美国大富翁约翰．洛克菲勒就曾说过：“美丽的玫瑰花只有将它周围环绕的小芽苞牺牲掉以后，才能给欢赏者带来芬芳。”（当然他后来改邪归正，其中也有制度约束的部分功劳。）我所比较的是趋势和程度，而这些都是可改变的 － 就象当年欧洲从中世纪的野蛮中走出来而领跑世界，中国恢复领跑的地位也是可以预期的 － 历史的发展是周期性的，尽管这一周期可能长达几百上千年，只要我们不丧失希望。

200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