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呼延瓒：俗文化的揉合

秦无衣 · 发表于 2010-10-18 14:05:46

提到“双鞭”呼延灼，首先得提一下在《水浒》中，只被轻飘飘地提及一次的他的先人呼延瓒（赞？）。因为，家族的背景，作为在梁山好汉们排座次时的考量，实在是太重要了。

据《宋史》记载：

“呼延瓒，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马步都指挥使。赞少为骁骑卒，太祖以其材勇，补东班长，入承旨，迁骁雄军使。从王全斌讨西川，身当前锋，中数创，以功补副指挥使。太平兴国（笔者注：这个年号也太长了些）初，太宗亲选军校，以赞为铁骑军指挥使。从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坠者数四，面赐金帛奖之。七年，从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为马军副都军头，稍迁内员寮直都虞候。”

呼延瓒之所以能在《宋史》的列传中出现，除了战功外，还有他的热忱敦实的家教。他曾经在自己的身上刺满了“赤心杀贼”的文绣，又在四个儿子的耳后，刺上“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的警铭，忠心可昭。你说这种武将，哪个皇帝见了不喜欢？！

呼延瓒应该算是宋太祖赵匡胤到宋仁宗时代的名将。他使用的兵器，是铁鞭跟枣槊。，中国民间的通俗文学，一贯注重浓厚的传承色彩，它的整体审美趣味，热衷于追求的是对固定角色、甚至是道具的认同，而不是求新，求异。这使它的文化群体，在最简单的话语的鼓励与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倔强、甚至顽固的审美趣味。

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审美心理，基本上是排斥变异因素的。我想，要体会这一点，只要看看咱们中国人对日本人形象的根深蒂固的理解，就不难知道了。

传统文化的优势与弱点，其实都在于历史的积淀。像大众的这种顽固的审美态势，是任何其它高深的学问，都难以企及的事体。其实，所谓的“俗气”，是比“雅气”更容易传染的，因为它省略了诸多技术上的过滤问题。这也是很多文艺评论家表面上喜欢做些高深的学问吓唬人，为稻粱谋，然而有时却偷偷地、通宵达旦地阅读一些浅俗书籍的原因。每个文人的骨子里其实都暗藏着“俗气”的，只是有些人混出了样子之后，不愿意去承认这一点而已。这一点毋庸讳言。

因此，就像“青龙偃月刀”（冷艳锯）是关家的招牌兵器一样，呼延瓒的铁鞭，到了呼延灼手里时，摇身一变，就成了竹节熟铜鞭。铜鞭比铁鞭可能略微显得华贵一些，这便是武化的进步，也是文学对史实的调整。比如铜板，——没有哪个朝代用铁铸钱的。仓颉造字而鬼哭，周景铸钱而鬼笑，便是此理。

而呼延瓒的枣木槊，则成了呼延灼力荐的、他的右臂膀“百胜将军”韩韬的趁手兵器。 ——但凡名家出场，总是免不了前呼后拥的，所谓绿叶配红花。像关胜出场，跟着的是宣赞、郝思文；张清出场，跟着的是龚旺、丁得孙；而呼延灼出场，则是韩滔与东京阔少出身的彭圮相拥护着。

话本小说中，不乏使鞭的名家。像《说唐》中，面目漆黑的尉迟恭的贴身兵器，便是双鞭加长枪。他与秦琼的著名的“三鞭换两锏”的故事，几乎成了《说唐》中的经典段子。而秦琼跟尉迟恭的形象，后来也成了民间的两尊门神，祭灶那天，民间老百姓将两人画像贴在门板上，希望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与幸福感。这也可以看出来，“俗气”在民间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在福州话中，“锏”与“钱”同音。福州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我胡乱猜测一下，想来大家用“锏”的主人做门神，也有发利市的意思吧。至于鞭呢，福州话说“滚开”，是“企（站）边（鞭？）”，“企”便是站的意思。如今在老美打工的人，不知道“企台”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尉迟恭的鞭，便有驱邪的意思了。尉迟恭身高一丈，跟吕布差不多。他“腰大十围，面如锅底，一双虎眼，两道粗眉，腮边一排虎须。善使雌雄两条竹节鞭，有万夫不当之勇。”这是做门神的最好形象。然而，尉迟恭在《说唐》中，却不是隋唐十八条好汉之一。秦琼之后，王伯当和单雄信这帮在贾柳店结拜出来的，总算忝居于排行榜的末位。后来秦琼的双锏，又在清初评话家钱彩《说岳全传》的评书中，交到了明显是Copy自张飞的牛皋的手上。

这又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了。有趣的是，呼延家传的枣木槊，在《说唐》中却是尉迟恭的死对头、隋唐第十八条好汉单雄信的得意兵器。单雄信是条硬汉子，骨血如铁。这里不表。不过，这应该可以说是后来的话本先生的移花接木的举措吧。

一部《水浒》，好就好在“奇”和“俗”两个字上，后来的话本小说，对它的摹仿、剽窃者甚伙，更不用说《金瓶梅》那样对人的下体的演义了，——《废都》把它给弄糟了。但是没读过几本书的农民文学家，也只能通过阴道进入高雅状态了。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因袭心理，是如此的固执，就像律诗，一千多年过去了，大家还在按律抒怀，并以能否懂得古音的平仄作为学问，引以为豪。这于别的民族文化来说，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相比于文化的负重，诸如鞭、槊之类兵器传承的武化现象，相对的要轻松多了。怀旧，因袭，缅怀，认同，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坚韧固执的特征。但是，既是文化，便没有好坏之分。文化跟文明的定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易经》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文化的本义。

《易经》又说：“天下文明。”文明代表着的是进步。而文化，注重的则是一个民族独具的特色与影响魅力。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理论，就没有了最起码的说话的理由。我以为，其实文化跟战争一样，都是一种生存认同的错觉。基于此，历史也很有可能只是一种错觉。

扯远了，还是回到呼延灼吧。在梁山的五虎上将中，除了“霹雳火”秦明的狼牙棒有点突兀之外，其他四人的兵器，都是有源可本的。像关胜之大刀，林冲之丈八蛇矛，呼延灼之双鞭，董平之双枪等。而呼延灼在投降上梁山前，他的职务跟秦明一样，都是府治一级的统制使。府是略高于州级的区域单位。呼延灼的官阶，有点像如今的武警支队队长，属于地方武装力量。

但是，呼延灼却指挥了一场野战军规模性质的战役，那便是“连环甲阵”，结果大败亏输，功败垂成。宋朝军队用人之不当，于此可见一斑。大家试想一下，在梁山水泊边上，纵使有千军万马，也是难于突破八百里湖水缭绕着这一关的。倘若梁山好汉们不跟你在阵地上

所以我以为，要攻破梁山，最好的办法还是像祝家庄提出的口号“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中说的那样，把水泊填平。这法子土是土了些，但很踏实。不然的话，朝廷任何对梁山的扫荡，都像狗逮耗子一样困难。

再扯几句闲话。《宋史》中是这样称美呼延家族的：

“（呼延瓒）及作破阵刀、降魔杵，铁折上巾，两旁有刃，皆重十数斤。绛帕首，乘骓马，服饰诡异。性复鄙诞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长能寒而劲健。其子尝病，赞刲股为羹疗之。”

呼延家族的前身，应该是匈奴人的后裔。因此，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惯，我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上千年的文化的同化中，早年那些逐水草而居的匈奴游牧民族，早已融入到了汉民族中。国家利益对于他们来说，远远要高于种族的偏见。就像呼延灼，他一生最精彩的表现，还是最后死在与金兀术对阵的战斗上。《说岳》中的呼延灼已经苍老了，他体弱年迈，但那股傲视天下的雄风犹在，这使得他的铜鞭，能够和他先人的尚武精神，沟通起来，而不是像杨令公的后代杨志那样，去卖刀，然后窝囊地去换取维持生活的铜板。

《宋史》中关于杨家的描述，也就是列传中杨业与其子延昭两人不多的笔墨。杨家将的扬名，其实应该归功于评话家跟话本小说。所以我觉得，俗文化中教化的意义，远比刻板的官方记录的言辞鼓动要深远。我觉得汉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同化功能。中国人即便是在失败的战争中，也是夹杂着强劲的文化因素的，——暴力并不代表胜利，因此文化总是会战胜武化的。

胜败对于我们的民族而言，似乎都无关紧要。我们更看重的是战争的结果。秦朝之后的改朝换代中，中原一带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由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着的，但是到了最后，这些杂乱无章的民族，通通又都被汉文化消融了，成为汉族中的一分子。这是生命，也是光道。它也是文化的力量。

然而，从反面来看，它又未尝不是文化的悲哀。因为汉族在其中所作出的牺牲，罄竹难书！文化最终总是战胜了武化。我曾想，或许在我们的身上，也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但是这点似乎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上流着的是，我们汉文化的血。

我想，仅此一点，便足以让我们感到骄傲了！真的。它是一道光。

01//2010 秦无衣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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