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第一打工仔 第一章 （3） 战斗里成长

何慕

说来有趣，我总觉得自己的童年充满了敌对和“斗争”。

# u. W- w/ ~) A我懂事的时候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上小学时抄《毛主席语录》是必修课，（哥哥姐姐帮过我大忙。）很小我就牢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只是搞不清跟谁的斗争才算“阶级斗争”。

3 N# ~. ]$ F5 T当时佳木斯也同其它城市一样，形成了“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敌对派系，保皇派的组织叫“指挥部”，造反派的组织叫“八二五”。爸爸是个普通工人，稀里糊涂被拉进了“八二五”，妈妈没有正式工作，成了“无党派人士”。我有位比我大30岁的表哥，在佳木斯农机厂的锅炉间当个小组长，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指挥部”。我们家在佳木斯只有这么一个亲戚，表哥也一样，本来两家关系还是很不错的，可是因为爸爸和表哥加入了不同的“门派”，亲家就一下子变成了“仇家”，连一般的亲戚往来都断掉了，甚至两家人见面彼此都不打招呼，眼睛里充满敌意。有几次我听爸跟妈叨咕：“早知道这王八犊子会参加‘指挥部’，我说什么也不会把咱家南炕让给他们两口住半年......”

6 D2 P# D) Q. m当时我太小，搞不清爸爸为什么会这么恨表哥，只觉得爸爸肯定不会错，表哥不跟爸爸一伙就一定不是东西。实际上，爸爸和表哥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纯朴工人，我估计到现在他们都搞不清楚“八二五”和“指挥部”到底是什么玩意。我从没看到爸爸造过反，也没有看到表哥“指挥”过什么。

7 r$ \+ R# q3 M7 o大人的敌对情绪也影响到后代。孩子们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就用门前那条臭河作为划分敌我的界线。桥南桥北的孩子们前世无怨后世无仇，一见面却分外眼红。那条杏林河简直成了“三八线”，一旦对方的孩子胆敢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私越“界碑”，回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鼻青脸肿的。我没有胆量去惩罚那些“越境者”，但隔着河向对面扔石块倒是有过几次。后来那条河被抽干，改建“709地下工程”，防空洞还没有完工，桥南桥北的战争就已从地上转向地下，而且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伤人劫财的地步。
. m7 d) I9 i8 O我家住桥北，学校在桥南，上下学时要么跟在高年级学生的后面，要么多走几里路，避开“敌人”的防线。当然，遭劫挨打也是常有的事儿。
2 n7 ~6 E1 `* K
% {" _4 ?& m- O) z( N  H# D除了桥南桥北发生“战争”时邻居孩子们能够一至对“敌”外，和平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也时有发生。我们家住的这片正宗的贫民窟里竟混住了几户“地主”和“富农”。爸爸妈妈们似乎并没有“讨还血债”的意思，但孩子们对“周扒皮”的儿子或孙子们却没有那么宽容了，经常找借口“报仇雪恨”，我也偶尔趁着人多势众的时候喊一两句“打倒地富反坏”之类的泄愤话。那些不知道父母和爷爷奶奶曾经怎样作威作福的坏小子，也常把瘦小的我当成一施淫威的最佳对象。
. j7 Q. H: Y7 ]# K( p; N! D; h4 v
另外，我们家这一带朝鲜族特别多，几乎占了居民的一大半。朝鲜人讲话叽哩哇啦，当着面骂我们我们也听不懂，屋里寝厨不分，锅台连着炕，还特爱干净，经常笑话我们不讲卫生。一到有人结婚就更热闹了，白天吹喇叭鸣号，半夜里还连喝酒带跳舞，吵得你没法睡觉。“民族矛盾”也成了斗争的一项内容。
5 _0 y# q1 f7 D. y小时候，我的外号叫“大脑袋”，头脑也确实比一般的同龄人聪明些。在我一个字不识的时候，就能大段大段地唱样板戏，背毛主席语录、童谣就更不用说了。二姐的脑袋没我的大，她背一首歌谣简直太难了，常常是背了上句忘了下句，好不容易把后一段背下来，前一段又忘了。
2 E* m6 Z7 g* y' Y
! F$ ~* K, Z" v我背歌谣，听几遍就差不多了。那时二姐背也背不下来的一首童谣，我现在还能记几句。什么“小扁担，三尺三，我家三代挑在肩......”然后是我爷爷挑在肩，我爸爸挑在肩，我哥哥挑在肩，最后又是我自己挑在肩......这样的歌谣如果成了谶语，现在想起来不觉有些毛骨悚然。
; W- U& r- q# m. _9 f
这里面似乎有一种宿命的东西，让你说又说不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F/ \# F, W( i+ X4 w" D文革时每个街道都要成立“革命大院”，我家住的街道成立了“向阳红大院”。爸爸妈妈苦大仇深，成了忆苦思甜报告会的主角。我也因能说会演，成了每场落不下的“明星”。我能把样板戏《沙家浜》里“智斗”一场戏全部背下来，阿庆嫂、胡传奎、刁德一三个角色我一个人全包了。有时还可以来一段“数来宝”，长达20分钟的《学雷锋》我能一字不差地一口气背下来。引得邻居们咧开大嘴直竖大拇指，“何广勤这个笨家伙竟能整出这么个‘大脑袋’，又会捡破烂又会说快板......”

邻居小伙伴们与我关系好一点儿的叫我“奎柱”或“柱子”，差一点儿的则喊我“大脑袋”。我对此十分火冒，觉得除了“地主崽子”之外，最难听的就是“大脑袋”了，也曾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跟别人发生过殴斗，其结果可想而知，至今我这已不算太大的脑门上还留着两个略显“沧桑”的小疤痕。
- D0 b" d- Q% u" s* A. i
这个“大脑袋”的外号叫了好长时间，上中学后就没人叫了。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邻居中有位心直口快者，突然脱口而出一句:“大脑袋，听说你考上大学了！”
2 y1 l! _9 h8 l/ }
当时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阵温暖。“大脑袋”——那是我童年的标志啊。

上小学时，我周围有许多军区高干的子弟。他们使我感觉到天底下还有另外一种孩子，他们吃得好、穿得好，每天不必捡破烂就能买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
# Z8 G( @2 g; @$ I
# k( c% Z, b7 c& N; _! G& P最让我羡慕的，是他们头上戴的黄军帽。那年月，年轻人能戴上一顶单军帽或棉军帽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不亚于现在青年人穿件“凯撒”皮大衣。有很多抢军帽的年轻人被当场击毙，这在当时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大概每年都有几个这样的短命鬼。

我体格不济，就在其它方面给自己争面子，能说、能笑、能显大包（东北土语，爱显示自己的意思）。有时候被一些“稳重”的同学看不下眼了，打一顿，算是帮助我成熟起来。
& x. p! o# d7 H4 w( M% ^
7 T) s& r# Z& D4 f  ~4 {: Z长大后经常有人问我：“你这么小的个子，这么弱的体格，怎么做起事情来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总是笑着回答说：“我是战斗里成长的，小时被人打惯了，长大反而没什么好怕的了。”

: s0 X! }4 U! N7 Z' B打小时候起，我就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虚荣心，有时候它也是我前进的动力。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曾捧着99分的考试卷躲到厕所里，偷偷掉眼泪——“连100分都没打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无墨

我没经历过文革，听大人们描述是挺恐怖的，尤其是那个揭发，夫妇也反目~~~~~、没考上100分也会哭，啊 哈！现在的小孩子这么想的不知道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