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社会开放特征之一：不以忠贞为高尚》（BY 柞里子）

无墨

先秦百家争鸣局面之所以不再现，是因为先秦的开放性社会不曾再现。社会不开放，致使人心保守因循，宥于一家之见，丧创新之胆；安家于之一言，失创新之志。

先秦社会之开放性，表现多端。其尤与后世习俗相枘凿者有三。其一，不以忠贞为高尚。今人多以为忠于一姓、死节、殉难等等观点来自孔子之道，其实不然。管仲不死公子纠之难，子路、子贡皆以为非而问孔子，孔子以管仲不死为是。子路死卫出公之难时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不云此言出自孔子。同为孔子弟子、同为卫臣的子羔劝子路不必白白死送，子路不听而死，子羔出走而得免。不闻孔子因此而褒奖子路或贬斥子羔。可见这样的观念早于孔子已有之，孔子虽未见得反对，却至少是并不彻底支持和积极鼓吹。

( u. k5 S" A* C" i  n孔子本身为鲁人，当鲁面临被齐消灭之际，曾令子贡施展外交手腕为鲁解难，可见孔子并非无爱国之心。然而，这并不妨碍孔子汲汲于奔走包括齐国在内的各诸侯之间，甚至曾经想应以下叛上者之邀请，以求出士的机会。可见孔子远把寻求自己立功立德的机会，看在依凭谁立功立德之上。孔子弟子以及再传、三传弟子，大都效仿孔子而周游各国，见可留则留、见可仕即仕，不合则去而之他。可见说孔子并不彻底支持和积极鼓吹忠于一姓的观念，实过于轻描淡写，不如晏子直指儒为不可依靠的对象为中的。要言之，但凡先秦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物，无论属何流派，如管仲、李耳、孔丘、墨翟、孙武、吴起、武员、乐毅、廉颇、商鞅、孟轲、庄周、惠施、公孙龙、慎到、申不害、苏秦、张仪、韩非、荀况、尉缭、李斯，皆不忠于一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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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9 J% x/ ?/ r或问：先秦诸子的不忠于一姓同社会的开放与否干系何在？曰：“不忠”不是为臣为民者单方面所能成就的。倘若君主以不忠为罪、舆论以不忠为鄙，不忠者幸则不免贬斥处罚，不幸则身首异处，何容得悠闲自在而谈思想？故先秦诸子之所以能不忠，乃是先秦社会视人权高于君权的结果。《史记·张仪列传》载有这样一段史实：有陈轸者，与张仪同事秦惠王，皆贵重，与张仪争宠，不胜去而之楚。韩、魏两国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解救之，问左右。左右或曰善或曰不善。适逢陈轸为楚出使于秦。秦惠王问陈轸：“你离开我而去楚，也还有想念我的时候吗？”陈轸说当然。于是秦惠王问计于陈轸，陈轸教秦惠王以坐山观虎斗，待两败俱伤而牟利之计。秦惠王从之，果大有所获。陈轸既贵重于秦，争宠不胜而去之楚。秦任之去楚而不之罪。楚不以其曾贵重于秦而疑，复令其出使于秦。秦复待之如上宾并从而请教，陈轸亦复为秦的利益而献策。如此反复而嫌隙不生、和气不伤、恬然相对、泰然以理性的追求为务。如此例者，在先秦等闲如家常便饭，无足挂齿。社会风气如此，试问不称之为开放，将何以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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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K! Y0 J5 k% @7 Y! ? 秦国向来被称为虎狼之国，秦朝向来被视为暴虐之朝，以“不忠”的罪名处人以死罪者，却不始于秦而始于汉高祖刘邦之斩丁公。丁公为项羽将，追刘邦于彭城。刘邦眼见逃不掉，对丁公说：“两贤岂相厄哉？”译成今日的白话，就是：“两个贤人何必如此相追相逼！”丁公于是引兵还，刘邦因而得以死里逃生。刘邦既灭项羽，丁公往见刘邦，刘邦不仅不报救命之恩，反以“不忠”于项羽的罪名，斩丁公以示众，说：“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事实上，刘邦不仅开以“不忠”之罪杀人的先例，而且开以正义为名而诛杀救命恩人的先例，其手段之卑鄙龌龊无以复加。刘邦向来讨厌儒生，开口腐儒，闭口竖儒，把儒家骂得一钱不值。后世儒者不知取法孔子，以立功立德立言为先，却甘心拾刘邦之余唾，视忠于一姓为修身之本，是诚如卑鄙龌龊如刘邦者所言中，为腐、为竖、为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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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两重属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了人类社会，尤其是阶级社会以后，自然社会属性在人的意识中就重了起来，也正以此，名利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理想。什么时候，人能够开始注重自然属性了，就基本解脱了，什么佛啊，道啊，都奈何不了他，至于姓氏这样的I小东西，更不值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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