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学之缘起与真伪儒学之分辨》（BY 柞里子）

无墨 · 发表于 2009-12-3 08:08:26

独尊儒术自汉武帝始，有案可稽，无可置疑。近有人欲作翻案文章，纯属臆断，并不足信。不过，说汉武帝之独尊儒术，源于董仲舒的建议，则虽亦有案可稽，而且自汉以降两千年来并无疑者，却并非不可置疑。董仲舒上书汉武帝请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见《汉书·董仲舒传》。然《史记》置董仲舒于《儒林列传》，无独传。而《儒林列传》中不仅没有董仲舒请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记载，却有如下记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葘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译成今日的白话，就是：“等到现今的皇上(指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赵绾官至御史大夫、王臧官至郎中令。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丞相；郎中令地位稍下御史大夫，皆为亲近天子的高官。)等通儒学，皇上自己也向往儒学，于是招集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才(古代所谓“文学”，多泛指“学术”，与今日之用法不同)。从此以后，谈论《诗》，则尊鲁国的申培公、齐国的辕公生、燕国的韩太傅(名婴，曾为常山王太傅。今传《韩诗外传》，即其传《诗》之作的一部分)。谈论《尚书》，则尊济南的伏生。谈论《礼》，则尊鲁国的高堂生。谈论《易》，则尊葘川(今山东寿光)的田生。谈论《春秋》，则尊齐、鲁的胡毋生，赵国的董仲舒。等到窦太后死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招揽饱学的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因擅长《春秋》，从平民百姓擢升为天子的三公、封为平津侯。天下的读书人于是无不望风响应了。”

由此可见，司马迁认为儒学之兴于汉武帝之世，首先是因为汉武帝自己喜欢，其次是有赵绾、王臧等皇上亲信的高官的提倡。而霸绌百家、独尊儒术，则由三项因素合而促成。其一，窦太后死。窦太后，汉景帝之母、汉武帝之祖母。不仅是老庄学术的坚定信徒，也是主张独尊老庄学术的积极鼓吹者。赵绾、王臧皆因提倡儒学而受窦太后迫害自杀。故窦太后一日不死，儒学一日难有独尊之望。其二，丞相武安侯田蚡推行罢绌百家、独尊儒学的政策。田蚡，汉武帝之母王太后之同母弟，汉武帝之嫡亲舅。以丞相之贵兼母舅之亲，其所欲推行者，必如荀子所谓“登高而呼”、“顺风而呼”者，其效可想而知。其三，公孙弘既无功劳亦无苦劳，更非皇亲国戚，仅凭擅长《春秋》这一点而位极人臣。无怪乎天下读书人皆望风而归儒。董仲舒不过是汉武帝之世兴儒和尊儒浪潮中的逐潮而上者之一，与儒之兴和儒之受独尊都拉扯不上多少关系，充其量不过推波助澜而已。


司马迁与董仲舒同时而稍后，亲自眼见儒学之兴与受独尊这段历史，对董仲舒亦推崇备至，如果董仲舒确有罢绌百家、独尊儒术之首倡，司马迁绝无隐瞒不载之理。《汉书》为东汉人班固撰，其时去汉武帝的年代已一百年有奇。司马迁有机会耳闻目睹而不曾闻不曾睹者，试问班固从何得知？故曰汉武帝罢绌百家、独尊儒学之举因从董仲舒之请的说法，并非不可置疑。

或问：《汉书》作者班固说谎的动机何在？窃以为班固并不曾说谎，只不过以讹传讹而已。后世学者视《汉书》为权威，遂使所传之讹成为定论。然则，讹从何来？曰：从既经独尊之后的汉儒而来。这些汉儒为什么要制造和传播讹言？曰：极可能因以下三种因素凑合而成。其一，田蚡显然是使罢绌百家、独尊儒术能成为事实的最重要人物。然田蚡出身外戚，外戚、宦官、刀笔吏(执法官员出身者)同为儒家所不齿、所憎恨者，故既经独尊之后的汉儒绝不愿意让人知道其发迹主要依仗的是外戚田蚡的势力。其二，公孙弘虽为儒家学者出身，然在当时已有溜虚拍马的名声，也不是尊为儒宗的理想人选。其三，董仲舒虽未必首倡独尊儒术之说，极可能随声附和过；其官爵虽不及公孙弘，名誉则远较公孙弘为好；本身虽不显赫，其弟子和子孙皆为大官，身后不乏捧场之辈；兼之又有著作流传，使捧场者不乏凭借之物。合此三者为一，董仲舒之被抬举似乎顺理成章。从司马迁修《史记》入董仲舒于《儒林列传》，至班固修《汉书》而为董仲舒单独立传，可以推测在这一百年间董仲舒的地位业已从儒家学者演化而为历史人物。之所以会有如此这般转变，想是同董仲舒被抬举为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倡者不无关系。

其实，抬举董仲舒，于董于儒都不一定就是好事，而于儒尤其不利。如果事实求事，把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功劳”记在田蚡或田蚡的后台汉武帝身上，当这份“功劳”变成垄断思想的“罪过”时，这份“罪过”也就不会加到董仲舒头上。不过，董仲舒如果不曾遭受这般抬举，也就会如《儒林列传》中的其他儒家学者一样，默默无闻，虽不遗臭万年也不流芳千古。况且董仲舒是在名副其实流芳千古之后始入逆境的，更况且在该遗臭之时，矛头所指又大都误向孔子而将其放过，故于董而言，遭此抬举可说利多于弊。至于儒，则仅见其害，未见其利。据史册记载，董仲舒之为《春秋》之学，不止于传授讲解，而且是据《春秋》所记载的“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以至于以求雨祈阳为能。

如前所述，《春秋》乃是一部政治提纲式的历史著作，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大有篡改历史事实之嫌，虽然据说孔子自视之甚高，实则为孔子学术之糟粕。董仲舒既为《春秋》专家，其不为发扬孔子“为君子”理论的大儒、通儒，可想而知。至于《春秋》之记载灾异，记之而已，并无天人感应之说。但凡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者，皆为注释者所为，并非孔子原文，未见得是孔子记录之本意。孟子隐约谈到天人感应之意，即遭荀子讥之为“陋儒”。至于以为雨水、阳光可凭祈祷而得，其见识之浅薄庸俗与巫相等，而董仲舒以擅长于斯而见称于世，其为陋儒、为俗儒，实不容分辨。更有甚者，所谓“三纲五常”等等由董仲舒所倡之庸俗、迂腐之论，并非孔子之道，亦非孟子、荀子之言，不仅并非孔、孟、荀等先秦儒学大家所言，而且颇与先秦儒学大家之言论相孛，然因董仲舒被抬举为独尊儒术之宗而被后世儒家奉若神明，附会为圣人之说，流毒贻害无穷，而真正的儒学反遭淹没。由此可见，“儒”被捧为正统，不假；然所谓“儒”者，乃经董仲舒之流庸俗化之儒学而非真的儒学。田蚡、汉武帝皆非学者，自己不会搞一套儒学理论。故如果田蚡或汉武帝得为独尊儒术之祖，则儒学或有可能保留孔子学术的本来面目。抬举董仲舒，则为儒学之庸俗化大开方便之门。故曰：于儒学仅见其害，未见其利。


董仲舒之学及其为人之浅陋庸俗，除在江都王相任上以求雨、祈阳为务外，还可于下例窥见一斑：董仲舒一度以中大夫废居家，适逢辽东和汉高祖庙发生火灾。董仲舒于是作《灾异之记》，附会天灾于人事，将上诸朝廷而被丞相长史主父偃窃取。主父偃隐其名而献诸汉武帝，汉武帝令朝廷诸儒生讨论。董仲舒有大弟子曰吕步舒，不知此书为其师董仲舒所作，论断为“下愚”所为。董仲舒因此被判死刑，汉武帝赦免之，董仲舒从此不再敢言灾异。

董仲舒之“仲”，如“伯夷”、“叔齐”、“仲尼”之“伯”、“仲”、“叔”，为排行而无所取意，故董仲舒的名字实取意于“舒”。有师曰“舒”，而有弟子曰 “步舒”，以示紧跟，亦步亦趋于“舒”之后，可笑之至。虽然，为弟子者如何取名，未见得反映为师者之意。然为师者既接受如此善拍马屁的弟子为高足，为师者何如人？亦可想而知。有如此善拍马屁的弟子，却不慎拍到马腿上，几乎致其师于死地。说明所谓灾异理论者，并无逻辑可循、事实可稽，出自名儒之口便为圣贤之言，出自无名氏之口即为下愚之说。汉武帝之所以赦，亦仅因知其为董仲舒所作故赦之。倘若作者确为无名小卒，其结果之为“杀无赦”可想而知。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董仲舒既然以论灾异、推阴阳为专长，必然以灾异之说、阴阳之论为“道”之所在。因惧死而不再敢言“道”，孔子闻之，必曰：“小人哉，董仲舒也！”

说董仲舒为独尊儒术之祖的地位乃汉儒抬举所致，并不等于说董仲舒为“大儒”的地位也是汉儒抬举的结果。董仲舒在当时之为“大儒”，无可置疑。否则，司马迁既不会列之于《儒林列传》，汉儒也不会抬举之为独尊儒术之祖。或问：其为人也，既然如此庸俗、浅陋，如何会被视为“大儒”？答曰：战国之末人才大都流入以权谋策略为务的纵横家一流，儒、墨、名、法等一度显赫的学派皆式微(详说见前，此不复赘)。其结果或为乏人问津，或为庸才充斥。名家、墨家属于前者，遂从而失传；儒家属于后者，遂使庸俗如董仲舒者居然可以担当得起“大儒”的称号。

阴阳家虽或与儒家同源，当先秦之世与儒并不合流而自成一派。当战国末期除纵横家之外的各流派均趋衰弱之际，阴阳家的处境比儒家差胜，儒家或从此而成为阴阳家之附庸。两流派合而为一之后，却打着孔子和儒的旗号，实行的则是阴阳家和孔子目之为“小人儒”的勾当。故当秦一统之后有需求于儒的时候，应募而出的儒，不是以封禅纪功为能，就是以求药访仙为务。本以阴阳为业者，成为望星气的专家；本以儒为业者，把诗、书、礼、乐当成儒家的专利技术而成为“章句小儒”或技术小儒；能结合这两者，既能谈灾异，又能谈诗书者，于是乎名正言顺为“大儒”。这样的“大儒”又可分成两类：一类善于钻营或者说识时务，如叔孙通、公孙弘，遂为俊杰、致大官。另一类迂腐木讷，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运气不够好的如辕固生、如韩太傅，老死《儒林列传》，运气好如董仲舒者，遂为儒学泰斗。 “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这一点至关紧要，如上文提到的“鲁两生”，就不属此类而属于不钻营者。不钻营者不见得就必然道德高尚、学问渊博，然其不可能成为“大儒”，则无可置疑。所谓“鲁两生”者，就是最好的证明。连姓甚名谁都无从考核，何从而誉之为“大儒”？

列董仲舒于“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一类，或有不赞同者，因董仲舒有所谓“三年不窥园”之誉，素来被视为道貌岸然的君子。实则不然，何以知之？曰：董仲舒于汉景帝朝即为博士，于汉武帝朝又应举为贤良、上书对策，被任为江都王相，告老还乡之后仍备朝廷之顾问。果真无意于钻营如鲁之两生，则如此等等皆不会发生。其一度被废居家之时，作《灾异之说》以冀进用而几遭杀身之祸，则更是“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之证。史册载其为博士之时，“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译为今日之白话，就是：“垂幕讲课，弟子依地位高低相递传授，有的弟子甚至从无机会见董仲舒之面”。为区区一博士，其排场就若此之大。一朝得志为丞相、为御史大夫，那还了得？或以为师道尊严，礼当如此。但凡作如是想者，或皆不曾读过《论语》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曾闻知孔子与其弟子有如何和谐亲密的学问关系和生活关系。孔子不仅“有教无类”，而且与弟子之间的“教”与“问”，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何曾有“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这等官样排场。所谓“师道尊严”，也正是腐儒、陋儒如董仲舒者编造出来的把戏。因胸中无“道”可让人尊严，故树所谓“师道”以尊严之。倘若胸中有道可尊，人尊其道而必然尊有道之人，何须别树一师道而尊严之有？

自汉以降，但凡“善于钻营”之儒，似乎均不如“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的儒在儒学史上吃香。究其原因，大约有三。其一，善钻营，遂官运亨通；官运亨通，遂无暇著述；无著述，遂不得以“大儒”之名传。其二，善钻营，遂难免不被不善钻营者责之以逢迎拍马。名声既不正，遂难得以“纯儒”之名传。其三，“虽不善钻营却不放弃钻营”者往往能捞个博士一类的官职，虽无功业可谈，却既有大把的时间用于著述，又可“下帷讲诵”，网罗一帮弟子。有著述流传兼有弟子捧场，遂不难被捧为“大儒”。其四，既不善钻营，其钻营之迹或不显，遂不难收正直不阿之誉、获“纯儒”之名。其实，观孔子之意，立功为上、立德为次，不得已方才立言(详说亦见前，此亦不复赘)。而立言之目的，并不在立言本身，而在传诸其人，令他人有立功、立德之凭借。以此观之，“虽不善于钻营却不放弃钻营”者，并无可以傲视“善于钻营”者，又何可以“大儒”、“纯儒”视之？

综上所述，可见“儒”于汉武帝之后虽有“独尊”之名，其实则名存实亡，与被罢绌之“百家”相去不远。既是说“相去不远”，自然是说仍有些不同。显而易见的不同，比如“名存”，勿庸费解。往往为人所忽略的不同，如真儒学从此替庸俗化的儒学顶下一切“恶名”，却值得一谈。

在 “恶名”上加引号，并无否定其为恶名之意，只是想提醒读者：如今的“恶名”也就是庸俗化儒学为文化正宗时的“美名”。时代不同了，价值观点改变了，“美” 就成了“恶”，虽然“美”与“恶”之所指并不曾有任何变化。同理，柞里子所谓“庸俗化”的儒学，当其垄断舆论的时候，自然就是“真正的儒学”，而不会有人以“庸俗”目之。不过，“美”与“恶”虽然随价值观点而变，“庸俗”与否也可以见仁见智。是否是“真正的儒学”，还是可以有比较客观的标准。比如，既然无论是否儒家信徒，都视孔子为儒家之祖，儒学的真伪之分，至少可以从是否出自孔子之口，是否见诸孔子之行作为判断的标准。说“至少”，因为也许还可以根据孔子所言和所行，推断孔子虽不曾言、不曾行，却可能言、可能行者。然如此推断，少不得会引起争执。为避免争执起见，仅以“至少”为上限，开列真伪儒学之不同如下：

其一，真儒学以为“君子”为先，为“儒”为次。伪儒学以为“儒”为唯一目标。真儒学以为：为君子而非儒，远胜为儒而非君子。伪儒学以为：为儒即为君子，非儒即非君子。真儒学因而能容忍甚至欣赏非儒。伪儒学因而排斥一切异己。

其二，真儒学以天下为己任，伪儒学以忠君为己任。真儒于是游说各国、待价而沽，合则留，不合则去，积极寻求适宜的政治环境和机会。伪儒于是死心塌地跟随一个主子，以尽忠效死于一姓为荣，以见可留则留、不可留则去为耻。

其三，真儒学以闻道为重，伪儒学以死节为重。真儒学视道为最高或最终目标，故“朝闻道，夕死可矣”。伪儒学视节为最高或最终目标，故身为男，以死忠节为荣；身为女，以死贞节为尚。闻道，是自我修养，故死道是自我超生。守节，是为主子(男以君为主子，女以夫为主子)而放弃自我，故死节是自我牺牲。

其四，真儒学视富贵为可追求、甚至于为应当追求的目标，反对的只是不择手段的追求。伪儒学视发财致富为邪思恶念。真儒学因而不排斥商人和商业，伪儒学因而视商人和商业为异己。伪儒学在标榜清高、抵丑富贵这一点上似乎特别成功，以至于近人大都将中国近代的贫穷归责于儒学。《论语》总共有六处涉及富贵。文字不多，却足以显示伪儒学之伪。兹全部徵引如下，黑括号内为白话译文：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不过不如贫穷而快乐，富有而好礼节’”】

这段对话说明孔子视贫富为两种等同的状态，无所偏依褒贬。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孔子说：‘富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若不能以正当的方式得之，不当留。贫贱是人人都讨厌的，若不能以正当的方式去之，不当去。’”】

由此可见，孔子肯定嫌贫爱富是正当的人情，只是反对不择手段追求富贵和抛弃贫穷。《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把“贫与贱”云云解释为“贫和贱，这是人人所厌恶的，按道理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它，君子是不逃避的。”过于牵强，因错误地以为两“得”字同一用法，误解后一“得”为“得到贫贱”，而未知解释为“得以成其所恶”。其实，字面虽同而字意偷换的例子，在文言屡见不鲜。上文所举“患得患失”，正与此同。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孔子说：‘富若是能求得到，那就是叫我去做车夫，我也干。’”】

这话说明孔子绝不以富为不该求，只不过以为能否发财，不由己。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说：‘不义而富贵，这就同天上飘着的云一样，同我绝无关系。’”】

孔子的这句话经常被人截取为“富贵于我为浮云”以标榜清高。割去“不义”两字，成为一种无条件的陈述，实为断章取意之典型。

“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说：‘国家治平而又穷又贱，可耻。国家动乱而又富又贵，可耻。’”】

孔子以致天下太平为己任，既以天下太平而贫贱为耻，可见孔子实以富贵为应当追求的目标。这层意思在孔子与冉有的如下对话中表示得更加直接了当。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说：‘人口很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进一步的目标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起来以后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除去“富贵于我如浮云”之外，经常被人视为儒学而实为伪儒学观点的，还有所谓“为富不仁”。这成语来源于“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么一句话。这话从正反两方面言之凿凿，其反对发财致富的意思，比浓缩为“为富不仁”的四字成语更加坚定彻底，问题在于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而是阳虎说的。阳虎，一作阳货，或以为名虎，字货。阳虎一度为鲁国权臣，曾想见孔子，孔子避之惟恐不及。诚然，孔子主张“不以人废言”，孔子避之惟恐不及者的观点，未必就是孔子不赞同的观点。但阳虎此语与上文所徵引的孔子的言论大相庭径，其不会为孔子所赞同实无可置疑。既非孔子之意，兼出自孔子避之惟恐不及者之口，而后世儒者却奉之为道德准则，能不令人发咄咄怪哉之叹！与此类似者，如上文提到的“三思而后行”，本是孔子所反对的行为，却被后世儒者奉为行为准则。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这般怪现象，皆因后世之所谓“儒”，实为伪儒学之绪余而非真儒学之延续。

真伪儒学分别之五：真儒学以“礼治”为上，“法治”次之。其贬“法治”，在于与“礼治”相比较而言。意思是：在理想社会中，人人自觉，无须凭借“法”而致 “治”。社会不理想，人不自觉，方才须凭借“法”而后能致“治”。以“法治”次于“礼治”，并非否定或排斥“法治”，只不过不以“法治”为理想而已。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否存在过，是否能存在，虽可置疑，以这样的理想社会为寻求治道的理论根据则无可无不可。孔子曾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译为今日之白话，就是：“礼乐不盛，刑罚就会失当。刑罚失当，人民就会无所适从。”由此可见，孔子显然意识到现实社会的非理想性和法治的不可缺如。

伪儒学视“法治”为法家的禁脔，指但凡谈法者为商鞅、为提倡暴政、乱政，蔑视执法者为不识大道的“刀笔小吏”，并把“礼治”修正为“德治”。“礼”与“德” 其实并不等同，因为“礼”是具体行为的准则，“德”是抽象品行的概念。唯其具体，故可归纳成文，唯其可以归纳成文，故是否合“礼”，有目共睹。唯其抽象，故难以归纳成文，唯其难以归纳成文，故是否合“德”，难有共识。故“德治”比“礼治”更加难于实现。

近人论“法治”，大都有三大误会。误会之一，以为儒家反法治、主德治。误会之二，以为法治的观念始于西方。误会之三，以为西方法治彻底得不予德治以生存的空间。误会之一，上文刚刚谈过；误会之二，前文谈论法家时也已谈过，皆勿庸复赘。误会之三，源于大都数谈论西方法治者并不曾涉足西方，或仅仅名副其实地涉足西方而未曾有机会深入西方的社会。以美国为例，美国社会其实是以法治为表，以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为里。因以法治为表，故不曾涉足者或仅仅涉足者，仅见其法治的外表，而不曾认识其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之内层。美国社会的“德”，当然不会等同真儒所谓的“德”、伪儒所谓的“德”，或者任何一种中国思想流派所谓的 “德”，而是基督教所谓的“德”。以基督教施教，以法施政，是为美国的法治与德治。因其政府一般来说不直接卷入施教，故其“德”的参与“治”，尤其不明显而易遭忽略。事实上，主张彻底法治，完全排除“德”的干扰者，并不见于现代西方法治社会而见诸先秦法家的著作。比如，《管子》和《慎子》都不主张尚贤，其目的就是反对树立道德权威与法治对抗。

真伪儒学分别之六：所谓“三纲五常”，乃董仲舒首倡，为效忠于一姓的思想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当视之为伪儒学之思想基础，与真儒学并无瓜葛。东汉大伪儒马融用以释《论语》，企图附会为孔子所言，殊可恶。

真伪儒学分别之七：真儒学同先秦其他学派一样，不存在阶级或门第的歧视。孔子自己出身贫贱，放过牛羊、管过库房。孔子弟子从贵族如南宫括，到贱人如冉雍，从穷得只能“一箪食、一瓢饮”如颜渊，到富可“乘肥马、衣轻裘”如端木赐，兼收并畜，无所排斥。伪儒学以士大夫自视，贱视工商隶卒医农。倘若伪儒学垄断先秦之世的教育，贫贱如孔子及其弟子颜渊、原宪、冉雍者，只配为奴为仆，淹没无闻，绝无可能为贤、为圣，流芳百世。

真伪儒学分别之八：孔子于女性只说过一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译称今日的白话，就是：“只有女人和小人难对付，跟他们亲近，他们就对你不客气，跟他们疏远，他们就讨厌你。”把女人与“小人”并列，虽不是什么好话，却与伪儒学对女人的种种指导，如保贞守节、无才便是德、为贤妻良母，以至于藏首缠足等等，都拉扯不上任何关系。

以上真伪儒学之说，皆取孔子言行为分别真伪的试金石。因无论儒或非儒皆视孔子为儒学之鼻祖，如此取舍，初思之，似无不妥；再思之，又以为未必尽然。何以言之？伪儒学既靠打着孔子的旗号混饭吃，把孔子奉为祖宗势在必然。非儒者对谁是儒学之宗兴趣不大，儒或者说伪儒怎么说就怎么听，也是势在必然。以史实考之，孔子自视为儒不假，最为明确的证据有二。其一，若孔子不自视为儒，就不会对学生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虽区别儒为君子与小人两种，毕竟都是儒，不过以君子儒自居而已。其二，晏子以孔子为儒而阻止齐景公用孔子，孔子若不以儒自视，必起而辩之；不闻有辩而听任如此难得的立功、立德的机会走失，是不屑辩或无从可辩之证。

孔子之“知”来源于儒也不假，倘若孔子之“知”渊源于“汲冢书”之类的书而不是儒家奉为的经典的“诗”、“书”、“礼”、“乐”一类的书，则孔子想必不会言必称“先王”，以为尧、舜、汤、武、周公为圣人，也不会对晏子以为繁琐、迂腐的礼节、服饰深感兴趣。

不过，孔子之“识”，却未见得与先孔子之儒尽同。“知识”二字连文已久，久得让人忘却“知”并非“识”，“识”并非“知”。实则“知”为信息输入，“识”为对输入的信息所产生的反应。内容相同的输入，不同的人或有不同的反应。先孔子早已有儒，故视孔子为儒家之所“知”之祖，与事实不合。

先孔子之儒，其“识”如何？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难于总结。然《左传》、《国语》于先于孔子儒者的言论皆颇有记载，以这些言论观之，大约可以归于阴阳五行家一类。兹略举数例为证，为便读者，皆译为白话：

“周幽王二年(前771)西周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一带皆发生地震。伯阳父说：‘周要灭亡了！天地的气不能失其应有的规律。天地的规律之所以会遭到违背，是因为人造成的。阳受阴的逼迫，压在下面出不来，于是而发生地震。如今三条河一带都发生地震，就是因为阳离开了应有的位置，遭到阴逼迫的结果。阳到了阴之下，河水的源头必然瓮塞。河水的源头瓮塞，国家就一定会灭亡。水土润泽，民用方足。水土不润泽，民用不足，怎么会不灭亡？古时候伊水、洛水断流而夏亡，黄河断流而商亡。如今周德就像是夏、商二代的末年了。河水的源头又被堵塞，堵塞必然导致断流。国家的兴亡必依山川，山崩川竭，是亡国的徵兆。川竭必然导致山崩，周朝之亡，不出十年。十是数的极点，天之所弃，不会超过数的极点。’这一年，泾、渭、洛三水皆都断流，岐山崩裂。周幽王十一年，幽王灭亡，周朝东迁。”

上例引自《国语》，历史背景是西周的灭亡。西周大夫伯阳父认为地震预示西周的灭亡，典型的天人感应说。

  “(周惠王十三年(前664))秋七月，有神降临于莘。周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缘故？’过回答说：‘国将兴，神降临以察其德；国将亡，神也降临以观其恶。所以既有见神而兴的，也有见神而亡的。这种事在虞、夏、商、周各朝代都发生过。’”

这例引自《左传》，历史背景是虢国的灭亡。莘，虢国地名。内史，周代的官职，掌著作简册、策命诸侯等事。过，内史的名字，史佚其姓。内史过视国家的兴亡与神的降临为因果关系，是又一典型的天人感应说。

伯阳父之说，类似孟子所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矣”。内史过之说，则又进一步，活灵活现有神的存在。前文不止一次指出，孔子不信神，也不谈神。可见孔子与先孔子之儒虽有共同的“知”的基础，却在“识”上存在分歧。衡之以今人的观点，孔子的不信神，以及以孔子继承者自居的荀子的反驳天人感应说，无疑都是一种进步。两千年前的人或不作此想，然无论视之为进步与否，孔子的“识”，显然偏离先孔子之儒之“识”；既偏离，则未可以儒学“识”之正统继承者当之，更遑论称之为祖！

先孔子之儒的识”，既以天人感应为特徵，而董仲舒之学又恰以谈灾异为擅长，可见董仲舒之“识”，虽非孔子之“识”，却是儒之“识”不假。先孔子之儒既能谈神之所以降，可见替秦始皇求访神仙的徐市、韩终、卢生之流，其“识”虽非孔子之“识”，却是儒之“识”也不假。换言之，倘若不以孔子的言行为试金石，则上文讥之为腐儒、陋儒、小人儒、伪儒者，都可以是通儒、大儒、纯儒、真儒。一言以蔽之，孔子虽为儒，为儒并不一定合于孔子之道。为儒而不合孔子之道，而假孔子之名以行其虽为儒道却非孔子之道者，汉之董仲舒为恶首，宋之朱熹为首恶。“恶首”者，始作俑者也。“首恶”者，集大恶于一身者也。自董仲舒被抬举为儒学之宗而孔子之道遂为儒道所淹没；自朱熹被抬举为理学之宗而孔子之道遂彻底庸俗化。

无墨 · 发表于 2009-12-3 08:15:49

我跟国学版的哥们哼哈一下，这位作者人家可是从小在经书上玩大的，诸位要是对国学有兴趣，这就有位现成的大师在，不妨先跟人家听听人家怎么忽悠的，呵呵！

夏凉 · 发表于 2009-12-3 21:48:37

这些太高深了。。。不读一摞古书是搞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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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学之缘起与真伪儒学之分辨》（BY 柞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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