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易！我就说嘛，这胡同串子总得有个跟它对应的，看来就是这个 大院子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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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巍：大院文化意味什么9 ? Q( {5 D1 X9 y. d2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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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卢悦 | 8 D* r& {+ J% `. r6 C; j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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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 Y _( w8 S- O | 一直以来，我们把王朔当成京派小说的代表者，但其实王朔并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复兴以西的广大郊区横亘着十多个大院，他们作为强势的主流文化，用院墙与北京的旧城区分庭抗礼。它是一种君临天下的俯视态度，毕竟，这个从枪杆中出政权的新政府，对老城的态度是有些强硬的，于是存在了几百年的城墙消失了，梁思成流干眼泪也无法阻止老北京文化的日渐萎缩，而崭新的苏式建筑成了那个时代最炫目的标识。大院子弟在苏联式的文化流水线上长大，他们的思维方式即使在当年也是非常特殊。即使后来他们一些人，比如军训部大院的子弟搬进了北京城里，无形的隔阂依然无法让他们与北京旧文化相融。这一点，对从小胡同中生活的高巍来说，印象非常深刻。高巍是民俗专家，更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在他眼里，大院子弟与老北京之间的矛盾与融合，竞争与嬗变，充满了一种史诗的悲壮和荒诞剧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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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墙隔开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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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l3 _* g& [8 D 与高巍家仅一墙之隔，有两个军队大院：总政宿舍大院和总参宿舍大院，是梁思成设计的，当初是给援华的苏联专家住的。当时高巍所在的大石作胡同（皇家建筑大石料的作坊所在地，因此得名）里住的，多是所谓的老北京，有的老辈是宫里的（太监），有的太奶奶这辈是宫女,有的是世宦人家。高巍家往上数8代是到北京做官定居下来的。按高巍奶奶的说法，他们高家几百年就一直围着白塔转。也许在老北京人眼里，他们是一种“侵入者”,因为他的存在或多或少打破了原来老北京人的舒缓悠闲的生活节奏，进入了那段疯狂旋转的齿轮之中。这些军官在北海西岸工作，在北海东岸生活，他们形成了北京最核心区里解放后的第一批外来移民。那时高巍喜欢画画，因此也和一些大院子弟接触比较多。在一个平民老百姓的孩子眼里，大院生活还是比较上层的：他们的父母都在整洁的大楼里办公，门口有士兵站岗，有的父母只能在街道小厂工作。那里起码有上下水，冬天不用生炉子，50年代他们就开始用天然气。高巍当时觉得最神奇的莫过于此：一扭按钮就能开火做饭，不用生炉子！每月食堂都拉一头肥猪宰了吃，每到那一天，高巍都能听见杀猪声。如果你看到叶京的电视剧你会对他们碴架的镜头很有印象，但如果你细心一些，你会问那些胡同孩子呢？他们在什么地方？& L( J: I, E# b% E# _. L8 y1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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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拍婆子”、“碴冰”、“碴架”的快乐生活，胡同孩子根本没机会享受。那时，毛泽东就发起上山下乡运动。大院子弟大多没走，很多人都利用关系参军，大多数大院子弟都没插队，当时闹得人心惶惶。当初如果你不去插队，街道主任就天天在你家坐着苦口婆心劝，军队大院不归街道管，自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让很多胡同小孩不平衡。在胡同孩子们挖地球时，大院子弟正在王府井大街上拍婆子，或者百无聊赖地拔份碴架，享受过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那时军队相当于现在的白领阶层，不仅工资高，穿衣吃饭都不用钱，还不用整天劳作，所以胡同孩子见那些大院子弟参军是既羡慕又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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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4 B" h- y8 T 大院孩子们的悲哀/ Y5 _% g: |) L8 o7 T*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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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做一个大院子弟，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要背负一些由此带来的负累。军队大院的孩子，在政治风暴中长大，身上背负了太多政治的东西。总参有很大一块属于保卫工作，那时每年五一、十一都有游行，总参起码春节开始筹备五一游行，筹备大半年；五一完了又是十一，一年都在忙这些东西，父母根本无暇照顾孩子。而且那时讲究政治学习，下了班还要留下来学习。再加上各种政治运动，孩子们很少能和父母有什么接触。像一群无父无母的一样，只有把亲情寄托在彼此身上。在文革时期，王朔叶京哥哥那个年龄段的人成立了一个联动组织，就是所谓的保皇派——保护他们的老子的，为首就是陈老总的儿子。大院子弟们联动表面上互相抄家，实际上是彼此保护，也确实保护了一批老干部，后来被想整军队干部的江青镇压。很多被处理的学生被发配到西双版纳，有的大院子弟甚至越境参加了缅甸人民解放军，后来是总理出面平反的。: ?# c& u/ A" m2 K$ w-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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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里的人也有纷争，但大多是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打起来，层次低的打完了还可以交朋友。在机关院里，那种高层次的地方，人能支配的资源多，所以如果打起架来那彼此的伤害太大了。他还知道一个大院里，还有个干部被批斗，妻子出于真心想帮助他，就揭发他在生活中的一些言行，可两口子如果到这份上，还有什么意思？这些被政治化的父母对孩子也只能从政治上关心，经常说一些很观念化的东西，人性的东西被扭曲了。由于政治气氛过浓，那时人们的思想比较简单，政治性高于一切，友谊、亲情都在其次。大院子弟的父母多是行伍出身、农村出身，再加上政治运动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教育方式往往简单粗暴，甚至成为一种发泄。这样环境下的孩子很难有很平和的心态，他们暴戾之气很浓，越战以后，回国的老兵普遍都有一种战争综合症。那个时代的战争，更残酷，给人心理挫伤更大，他们的孩子很难不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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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Q2 t$ z/ Q优越的条件和被政治化的生活，这是大院孩子一出生就要戴上的枷锁，他们的悲哀是高巍日后才慢慢体会到的。老北京文化与大院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崩溃前一阵高巍妹妹结婚，一个大院朋友也想参加，但他提出一个要求：他有一个三十多人的乐队，愿意来助兴。高巍说好啊！那个大院朋友说，你要安排我们三十多个人一起吃饭，高巍傻眼了，100人婚礼，场地就那么大，有这三十个陌生人在，他这个婚礼会有多别扭？这就是典型的大院人的思维方式：他怎么合适怎么来，很少考虑你的承受力。他们是以自我为核心，优点在于，当天下大乱时，他们会非常个人英雄主义地出来，豁出去做大事，不像胡同孩子那样瞻前顾后。但反过来讲，他们也不像四合院孩子那样顾家，有亲情。所以大院孩子一般离婚、单身的比率非常大，他们从小没有多少亲情，不知如何处理亲情，也不懂得珍惜。高巍交过两个女朋友，都是大院的，她们长得很漂亮，也很有才华，但最终双方无论如何努力还是融不到一起去。最让高巍不能忍受的是她们亲情淡漠，比较注重物质享受，对生活本身不讲究，甚至会很邋遢。这恰是注重生活细节的胡同孩子所无法容忍的。高巍看报纸上说王朔跟母亲关系比较紧张，特地去《心理访谈》做客，看他对母亲的一些对话，高巍觉得，这些话在胡同长大的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那是给你生命的人啊，不说你爹妈，就是街坊都能给你大嘴巴。他认为，王朔写小说的机灵劲儿有，但老北京的包容性没有，敦厚的文化底蕴更是没有。但他那些东西对现代年轻人影响比较大，独生子女一代大多没有感恩意识。王朔的很多语言的确很犀利，但他有些尖酸刻薄，不宽容，他自称学佛了，但没有学到佛的胸怀。! n: g/ X9 O2 k7 R" C Y) v3 q
8 H+ Q; W/ k, e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就两个字：斗争。那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是二元论统治一切，不是敌就是友，没有第三条路线。大家都用高高的院墙和森严的壁垒屏蔽了交流的可能。这种与邻为壑的思维方式让大院子弟们很难以善意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胡同文化代表儒家文化的残存。感恩是人类最原始的情感，人要感谢天地，感谢人，要祭祀祖先，烧包袱给祖先送上路，要送纸灯船，给祖先带路。大院的人离开了家乡，他们的根找不到了，所以难免会迷茫。从小在胡同长大的高巍甚至有些极端地认为：大院子弟给北京文化带来的基本是破坏。第一，他们把官方暗斗的习气带到社会，将孩子缺少亲情的自我意识带到社会。第二，虽然王朔被人称为代表北京文化的第三代代表，但没有从本质上体现北京文化。宽容的胸怀和包容性是北京文化的最大特点。王朔继承了文革的那种习气：打倒一切，蔑视主流。其实，老北京真正的文化在井市里，虽然没有高贵的生活处境，但高贵生活他们都见过，他们身上会有一种优雅的气质。豆汁，就是绿豆粉下脚料，但老北京人能运用一系列工艺把这东西做出特色，还把水疙瘩切得跟头发丝儿那么薄放在里面，弄得王公大臣也爱喝。北京人最好的文化都在这里。老北京是热爱生活的，是爱好细节的。大红大紫不是胡同的追求，但被放在高位上的大院子弟一生都追求拔尖，一旦达不到就很容易颓废，甚至自欺。高巍有一个大院的朋友，那时他爹还没退休，他在军办企业当副总，整天开大奔，花天酒地，不做正事儿。结果公司经营不善，他很快下马，高巍把他介绍到一个出版社做编辑，他经常说一些有意思的话。比如见到社长的车就说：“我原来开的车就比这个好。”高巍听了这话觉得很难过，他为什么要这么阿Q？“老子当年比你阔”只能证明你今天的失败和不思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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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U$ S `1 K; G9 W6 J高巍认为，他们不代表北京主流文化。市民文化才是真正的北京文化，大院已不复存在了，自从文革结束，就随着所依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高巍承认，改革开放对北京的改变是近百年影响最大的一次。很多老北京人都因为拆迁，被“流放”到边缘地区。大批移民都搬迁进来，现在北京人的主体不是胡同孩子也不是当年的大院子弟了，他们都成为了历史，大变化给北京人口结构带来一种根本的改变。到今天，北京人没有地域概念，只有圈的概念。上海虽然也是大都市，但上海永远是上海人的城市，北京成了一个庞大的拼盘，没有主题也没有规则，社会主流的人群，对北京并没有家乡意识。北京文化进入了失范年代，但毫无疑问，曾在过去半个世纪紧张对峙的两种文化，都被新兴的商品时代所淘汰，大院文化对胡同文化有过伤害，但最终他们都到了历史的终点，一种新的文化正在诞生，而这段公案，就这样从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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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2 09: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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